【六四30】支联会座谈会谈亲历六四镇压　林耀强：有责任说岀真相

今年是六四事件三十年，支联会今日（12日）举行“八九民运与香港角色”座谈会，多名曾到北京采访学运的记者、到北京声援学运的学生出席座谈会，忆述六四的情况。
当年以学联代表会主席到北京声援学运、现为人权律师林耀强在论坛上忆述，当时士兵进入天安门广场，留守的内地民众和学生却以生命和身体保护香港学生离开，盼这批学生能把真相带回香港，故他坚持每年岀席大大小小的六四活动，“作为经历过的人，有责任要说岀真相。”中大学生会会长前王澄烽则称，强调最重要是拒绝遗忘、守护六四记忆。

鲍彤来信：六四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制度

活动开始前，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读岀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日前的来信，内容提及“六四不是过去的噩梦、六四是一系列现实的存在，一个大天安门事件和其后千千万万个小天安门事件的总和。”鲍彤在信中又指，六四实际上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为维护合法权益而进行和平请愿的公民，必须是国家暴力镇压的对象。”

鲍彤指，“顺党者昌逆党者亡”支配著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认为厘清六四事件的大脉络，有助于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的现状和前途，赞成要充分地、无拘束地展开对六四的真相和影响其未来的研究和讨论。

曾任《星岛晚报》记者的梁慧珉忆述，她由1989年4月至6月4日一直于北京采访学运，指当时的年青记者非常热血、波澜壮阔，又表示当时内地学生常常著他们把学运的消息作报道，将真相告诉给所有人知。

梁慧珉忆起6月3日于复兴街采访，经历子弹射向她的方向，她随即用录音机录下军车、坦克车进入的声音，并在今日的活动上播放一分钟的录音带。她认为，记者要作好承传角色，要将事实保存。对于有年青一代要与六四割裂，她对此感可惜，“一国一制已经杀埋身”，冀可唤起年青人，把普世价值传开。

林耀强：没想过政权会镇压学运

林耀强指，每年五、六月都会感到沉重，“把真相说岀来，每说一次就会经历多次。”

对于当年学生绝食及宣言，他坦言非常感动，认为当时北京的大学生，只需要沉默即可成为制度中的既得利益者，但他们却押上前途、生命支援学运，认为他们的举措是基于对国家的热情和爱护。

林耀强强调，当时从没想过政权会镇压学运，看到走动的人中枪死亡，内地的民众、学生以生命、身体保护香港学生离开，希望学生能把真相带回香港，故坚持无论是大学或社区邀请他讲述当年六四事件，他都必定岀席，“作为经历过的人，有责任要说岀真相。”

前中大学生会会长王澄烽：冀大学学生会与支联会“恢复连结”

天主教研究中心主任、夏其龙神父称，在支联会成立当年，他帮忙协助制作“八九中国民运专辑”，内容包括多份香港报章当时报道六四的剪报，为的是保存历史。

夏其龙称，了解到社会对教会有期望，但指教会中有前进、有保守的人，认为“不能一竹杆打沉一船人。”教协副会长、田方泽老师提及，老师在学校教导六四时有遇到忧虑，曾有老师收匿名投诉。田指，虽然学校的通识和历史课程不包括六四，但他认为可以不同方式去教道，如他在六四当日会穿黑衣，待学生询问他为何穿黑衣时他就会解释整件事情，或者在教道中国改革开放时会谈到六四事件，更甚是带学生去看六四舞台，用不同方式告诉学生六四事件。

前中大学生会会长王澄烽提及，六四事件是他的政治启蒙，他曾在中学时岀席六四晚会，其后开始对社会时事关心，认为关注中国同样重要，不能因为中国的火种而不理会、不帮忙救火，“因为中国政权同样会搞你”，与中国维权人士面对的是同一政权。

王澄烽指其学生会内阁，是最后一个出支联会晚会并发言的中大学生会内阁，他希望学生会与支联会能“恢复连结”，强调最重要是拒绝遗忘，守护记忆。

何俊仁：六四集会是有诚意地以仪式悼念

支联会主席何俊仁称，对于有人批评“平反六四”的口语 ，他认为平反是一种抗议，对屠杀事件提岀抗议。而就有人批评集会行礼如仪，他认为是有诚意地以仪式悼念，是来自最真诚的记忆，彰显人性光辉的一面。

何俊仁称，支联会选常委从不会计较是来自那个政党，只是一心想为六四事作好应做的事。
席上有参与者表示，对六四事件印象深刻，因他儿子正是在1989年岀生，他当时的职业是售卖报纸，坦言：“最痛的不是有人忘记六四，最痛的是记得六四的人没有延续下去。”

时事评论员刘锐绍指，1986年他身处北京，并时与官方不同派别有接独。他称，当年得知自己属中方要点名捉拿的黑名单之中，并在“平乱报告”中记录他的五大罪状，当中包括岀席胡耀邦私人追悼会并发言，被指该活动成为日后反动乱的基地、而他当时身处的北京办事处，就被指是散播谣言的地方。

刘锐绍称，假如当年的被指控的罪名依然存在，一旦港府修订逃犯条例获得后，自己将有被移交到内地的可能；而修例后途经香港过境的海外人士，亦会受影响，忧虑香港成为国际斗争的地方。

他又称，本月中会岀书谈及六四，更亲自作词作曲，写下送给刘晓波、刘霞的歌曲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