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100周年】反思百年社运 郑家朗:思想感召效果更胜武力

撰文: 庄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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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这场影响中国一个世纪发展的学生爱国运动,对今日政局纷扰的香港有何意义?《香港01》访问了两位政治光谱南辕北辙的年轻从政者--青年民建联主席颜汶羽和香港众志常委郑家朗,一起寻思这个问题。
年仅20岁的郑家朗一直关注中学历史教育,教科书中对五四运动的解释,亦经常是他挂在嘴边的话题。他说,其实五四运动与5年前的香港的雨伞运动有相似之处,“两者都是由青年人发起,也都拥抱民主自由的价值”。
不过,100年前的学生,在抗争过程中,亦不乏“勇武之举”,如火烧曹汝霖公馆、拳打驻日公使章宗祥。郑家朗说,尊重那些用武力抗争表达情绪的人,因他们的情绪,同样出于对自己家园的爱;但他同时认为,在五四运动中,胡适、陈独秀等人笔战中的思想,以及北大校长蔡元培保护学生的道德感召,这一切带来的效果,远比武力更具威力,“(雨伞运动)很多人facebook转载了黄丝带,很多人被情绪动员,但没有论述支援”。他认为,这是香港的民主运动所必须反思的。

郑家朗认为,在五四运动中,胡适、陈独秀等人笔战中的思想,北大校长蔡元培保护学生的道德感召,这一切带来的效果,远比武力强。(梁鹏威摄)

5年前的雨伞运动爆发时,郑家朗才14岁。中学时他,选修了近年越来越不受学生欢迎的中国历史科,但他对五四运动的了解,却不全然从教科书上得来。

课本难了解真相 网上花功夫自学

“(年轻人)六四都未必记在心上,一件相隔100年的事,他们更加会觉得陌生,只当学习的其中一个课题,未到觉得需要铭记的地步”,郑家朗说。数年前有中学生接受访问时,将五四精神答成是“尊重和包容”,引起社会热议,郑与当年那位“答错”的学生年龄相若,他认为现时的教育,无法让学生很理解五四运动的精神:“我个人的了解,也不是来自读过的中史或通识科……你要花好大力气,在网上泛滥的官方说法中去找事实,包括五四运动的思想如何与白话文运动、新文化运动扣连”。

郑家朗表示,自己对五四运动的了解,并非从课本上得来。(资料图片)

至于学校的老师,也不会太多提及运动背后提倡的“德先生、赛先生”以及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如何拥抱西方那个自由、民主、开放的价值观,去打破封建和专制。“我对于五四,第一个印象就是来自课堂,是爱国的、民族主义的、外争国权,最后烧毁赵家楼,成功迫使政府不在巴黎合约上签字。”这是郑家朗的回忆。

而郑家朗这代青年,经历了或许是香港民主运动史上最标志性的事件,雨伞运动。

古今社运异曲同工 思想力量更胜武力

五四运动、1976年的天安门四五运动、八九民运和香港的近年的政治运动都有相似之,郑家朗表示,雨伞运动和五四运动一样,拥抱民主自由,也都是以较少思想束缚的学生作先锋;八九民运反官倒,而雨伞运动同样表达了对各种官商勾结和政府施政的不满。

五四运动中,学生群情激愤,也有不少激烈举动。(资料图片)

某程度上,2014年由学生冲入公民广场所出发点的占领运动,酝酿于更早的“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和平抗争没有赢得“真普选”,有不少新生代,转向想像勇武抗争的可能性。五四运动中,学生同样有激烈举动,火烧赵家楼、殴打官员,连官员的姨太太也被掌掴。郑家朗坦言,自己支持“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但一场公民运动,没有一个威权领导,你无法控制群众的走向,这就是公民社会的最大价值,它是多元的,有人会选择以武制暴的抗争方式,也只能尊重个体的选择,但我们可考虑这种方式是否适合,是否不应该和暴政走同一条道路,是否应该用信念和和价值观去抵抗暴政?”

郑家朗说,自己本身亦是受非暴力抗争感召,才走上抗争之路。(梁鹏威摄)

郑家朗说,自己本身亦是受非暴力抗争感召,才走上抗争之路。他解释,五四运动中,道德感召和思想的影响力所带来的效果,也比武力行动更强,“胡适和陈独秀的笔战,我们到现在还会阅读……运动除了面对政权,也是面对人民,用价值观和理念影响其他人加入,从这个角度看,非暴力抗争远远没有走到尽头。”他认为,今时今日的民主运动,组织者除了抗争手法,也应更多思考如何深化论述,做好价值的传承,“当年很多人被情绪动员,但最后没有论述的支撑,这一点必须思考。”

“五四精神被抽空 需重新理解爱国”

有人指五四运动的核心定性为“爱国主义”,郑家朗如何看爱国?他不讳言道,自己的身份认同,除了是香港人,同时也是中国人,“爱国与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没有必然矛盾……爱国是对一个地方的归属感,感受到人民的苦难,想要为人民争取更多权益,去改变制度,解放人的自由。”他反问,“五四运动的时候,政权也未必会认同当时的学生是爱国的吧?”恰恰相反,正正是因为新的文化,新的价值观带来冲击,让知识分子觉醒,才达致社会和文化颠覆,“并不是死守原本的东西,才是爱国。”

对于中国人的身分认同,郑家朗自言在朋辈中或是异类,但他认为,就算国族身分不同,民主运动参与者,都不应落入被操控和挑拨的“国族身分矛盾中”,“在语言上,威权会将国族身分定义成必须认同它的体制,但我们必须懂得区分。”

郑家朗认为,爱国应是对一个地方人民的关怀,而非向威权的盲从。(图为八九民运期间,上海市民上街示威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资料图片)

除了对五四精神被扭曲的痛心,郑家朗亦为今日的为人师表摇头慨叹。正就读树仁大学,担任学生会评议会主席的他,曾在树仁大学民主墙风波中,与校方较劲,他说,“当年学生被捕,(北大校长)蔡元培揽学生,但现在香港的大学校长,似乎只对学生不断压制。”他认为,现时有的大学校长,只关心争夺研究经费,而非利用高等学府的影响力,支持学生推动社会进步,与一百年前的蔡元培等不可相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