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A得主专访】菲林纪录英殖时代合作社 89旧剪报看见抗争回忆
备受关注的“WMA大师摄影奖”，在过去一个周末（14日）颁发，由视觉艺术家严瑞芳凭作品《大门没有锁上》夺得。她以菲林相机拍摄皇家厂木屋区旧址，公务员合作社废墟的景物，反映出香港历史与港人居住环境的“过渡”。
这个荒废不久的居所，24户人家搬离时，留下了大量物品，包括：房屋兴建的文件、载有八九民运的旧报，区旗与国旗、圣经与神像、黑白照片及幻灯片、散落在盥洗盆的假牙、VHS录影带、甚至是被遗下的祖先肖像等，都被严拍摄下来。
“历史好像是一个很宏大的画面，其实从个人历史、家庭的历史，也可以补原你对大历史的一些认识，一些体会。”她说，合作社是一种已不复存在、很理想化的共生方式，希望透过照片为它的历史下一个注脚。
摄影：©严瑞芳（照片由WMA提供）
摄影（访问部分）、撰文：徐尉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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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厂木屋区
已消失的皇家厂，说的是今天港岛区大坑一带，一片木屋区。爸爸过身的时候，严瑞芳在整理他的遗物时，看到他“回港证”上写有一个位于皇家厂的地址。其实，她自少便常听到家人和亲戚提及这个地方，只是自己从没有去过。
“你不知‘回港证’是甚么吧？”严瑞芳笑问，“从前番大陆须要‘回乡证’，返港时就要用‘回港证’，那是另外一种文件。”她说，爸爸的回港证在1964年签发。战后香港普遍贫穷，那时许多人就在山边兴建木屋，“那是当年许多人的居屋方式”。
因为她的父母也是不太多话，严只有透过创作来认识他们，于是她决定前往看看。严瑞芳拿着地址去寻找，由于年代久远，家人旧居的确实位置已经找不到了，却找到了一间公务员合作社楼宇。她发现当地已经荒废，就想进去观看，怎料合作社的大门并没有上锁。
有一种共生方式，叫做“合作社”
公务员建屋合作社，是香港早期房屋福利之一，让合资格的公务员，可以合作社形式建屋，由政府以优惠价钱批地予建屋，也由政府贷款支付地价及建筑费，建好后公务员可有业权，计划在1980年代中期结束，先后成立了238个合作社共5000多个单位。
严瑞芳走进没有上锁的大门，很快便知道那是一座公务员楼宇，因为有许多文件摊在地上。她说，毕竟是公务员，那些文件都保留得十分完整，上面说明了楼宇的兴建过程。第一次走进合作社后，她在网上翻查了大量资料，知道了“合作社”是殖民地时代的产物，如今香港已不再复见。
“当时我十分惊讶，原来香港出现过这样的制度，为何现在没有呢？”严瑞芳指，居住是人生存最基本的需求，可是，现在却变得往往以金钱衡量：几钱呎？几钱租？她惊觉，原来从前有种理念，住宅不是用来炒卖，不是关于利益，而是真正为了居住。
“那年他们每人夹$100元股份，便可以建房子，问政府借地借钱所花也不多，而且可以分20年好像grant loan那样还款。这种很理想化的‘共生’理念，很吸引我。”
合作社于1953年兴建，到2016年正式荒废，从英殖时代到香港回归，60年间经历过几代人的生活。合作社楼宇共有两幢，一梯两伙，从地下到5楼，共6层，24间个单位，每间超过2000呎。
由于没有升降机，居民迁出后留下大量物品，一些单位里世袭了好多几代人的东西，“现在空间在限，不会好几代人也住同一间房屋内，也不可能这样保存事物。”严瑞芳形容：“好像博物馆一样。”
用菲林重返现场拍摄
不久，严瑞芳又回到现场拍摄。第一次进去时，她使用数码相机，第二次开始转用菲林。“菲林与我当时的感觉比较接近，那一刻的感觉，选择的光线，都可以透过按快门的一刻反映出来。”她又指，“菲林的微粒，很能捕捉到那个地方的影像，给我一种‘此时此刻’的感觉。”
由于现场的环自昏暗，她要用三脚架，进行长时间曝光拍摄。她共拍摄了大概6至7筒135负片。虽然，严瑞芳数码和菲林相机都有使用，但她认为，数码相机拍出来的效果很统一化，“对我来说，菲林趣味多一点。而且，菲林会有很多意外，一不小心便会过度曝光，这次也有一张照片，不小心在底片尚未完全回转至菲林筒内，便拿了出来。”
事后把照片冲晒出来，照片左边留下一片空白，她也有片刻后悔“早知多拍几张”，但她转念又想，还是把相片递交吧，“其实它的情感都很真实”，菲林的不稳定与意外，正好可以反映到当时的状态。
六四事件前夕的剪报
严瑞芳说的照片，是1989年5月下旬一张《南华早报》头版剪报，其时八九民运正热烈进行，六四事件尚未发生。旧报上有题为“军队准备进入北京”的报道，以天安门广场毛泽东肖像为配图；亦有一则“香港行政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办事处指：特首直选将于2003年前举行”为题目的文章。
“八九六四屠城前的那些新闻，他们保存了这么多久。那时报章已说，2003年一定要直选特首，我自己参加过雨伞和抗争运动，与其他抗争者一同呼喊，从前听到老一辈的抗争者说，争取了这么多年，没有甚么感觉，因为你出生才没多久，但你发现那个报章报道的时候，就发现这件事情很真实。”
严发现，当年公务员享有福利，但同时会关心社会，整件事很理想化。她疑惑：“现在的公务员又是怎样的？他们的子女如何想？我在房间里看到雨伞运动的物品，我想一些理念和精神是否在这些家庭里延续？他们现在相信的东西会否改变了？”
她又说：“第二张相，有中国和香港的旗，他们仍拥护当时的信念吗？还是变了觉得赚钱就够了？那些被遗废的物品，所代表的历史是否已经没有意义？”虽然未必有答案，但她却有这样的疑问。
旧物反映旧时香港
严瑞芳对合作社的兴趣愈来愈大，到底它如何运作？合作社的居民如何生活？这是一个怎样的社群？她希望在现场寻找线索，她研究每家人储起的文件，看到几家人单位中都有圣经，又会想他们会不会是有关系的？
在某单位地上，铺满一地日本色情杂志，叫她很震憾，“原来（那些刊物）真的影响了香港一代男子，那是他们的精神食粮。”其中一张照片，柜上有一列整齐排列的VHS录影带，像解释“回港证”是甚么一样，严瑞芳又笑道：“那时一个钟的节目便要录一个钟，翻睇时要回带，那种时间的感觉非常机械性（mechanical）。”
柜上由美国文化片、金庸武侠片、情色电影、日本色情片都有，严笑言：“它们是摆放在一起的，《射雕英雄传》旁边可能就是情色电影；上面还有许多录音带，手写的电影本和歌词等。”她指：“很多时候，要认识一个人，你只可看到他的外在。但在这些家居中，你可以看到很多丰富的事物。它们令你想到从前的时代，居民收藏的物品，亦反映到那时香港是怎样的。”
她在其中一户发现，最后写上2016年9月的帐单和月饼，因此估计居民迁出的日期，大概在2016年9月中秋之时。到严瑞芳“发现”这个地方的时候，大概是翌年3月。换言之，她进去拍摄时，“那里并不是一个荒废已久的地方，而是很近期的事情。”
遗下来的旧照片
《大门没有上锁》最后一张照片，是一张被遗下先人照片。
严瑞芳想像，可能那是现实的问题，单位出售的价钱，不可能购回相同面积的住宅，新地方可能不够地方放置神位。又或者，祖先与后人已相隔数代，已觉得与先人的关系不大，因此没有把照片取走。
每家每户留下的物品不尽相同，但许多单位中，亦留低了不少幻灯片、底片及黑白照片。幻灯片主要是一些个人生活照，内容大都关于家庭、旅行、也有香港街景和翻拍艺术品。而冲晒出来的照片，则反映出主人喜好的物品，有飞机工程师的飞机、船舰等。其中，她看到一张居民声援北京八九民运，在香港参与建造民主女神像的照片。
更令严瑞芳更深刻的是，在荒废的房间里，竟然有一些盆栽依然在生长，如祖先照片前那棵生得东歪西倒的仙人掌，“人的连系可能会断掉，它却仍继续生长。我觉得，大自然的力量很永恒，有人说过，大自然会原谅人类所有行为。”
严认为，她的照片内容很多都是事实性的东西，因此加入了植物的意象，让观众有空间去联想，这也是她在今次展览现场放置了一张植物照片投影的原因。
一个过渡的状态
今次WMA大师摄影奖以“过渡”为题，而她也发现合作社的环境一直在改变。第二次去的时候，有些物品不见了，一台胜家衣车消失了，之前那些色情杂志都给人带走了。
严瑞芳说，“许多人进去拿走、删改这个地方的物件、将物品的次序重整、使它们变成自己想要的东西。因为这个地方快将清折，它正在过渡，没有人理会。大家都用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去影响这个地方，改变这个空间的话事权。令我觉得这是过渡状态中很真实的一面。”
现在合作社的废墟已被围板封锁，严瑞芳从网上得悉，合作社已物业转售予一间中资投资公司。那间公司正在改契，想兴建更豪华的住宅，所以暂时荒废，那个时候是一个过渡的时间。
她想，合作社中的这些家庭已这样住了50年，现在转了另一个住的方法，这种过渡对他个人有甚么影响呢？他们的房子，之后会入住一些有钱人，入住的会是甚么人呢？是否香港本地人？ 可能他们已和香港没有关系，纯粹来炒卖也说不定？她认为，这个过渡，也是一个现在现实的状况。
同一个地方，由皇家厂木屋区，到公务员合作社楼宇，到超级豪宅，正好见证了香港居住环境的转变。
幻灯片投影
严瑞芳也想为这个地方做一个故事，所以便用10张相来组成自己对这里的阅读。今次展览，严把负片翻拍成正片，分别用两部投影机播放，一部播放原张的照片，一部播放照片的局部近拍（close up），让读者在对照中产生联想。
使用投影机播放照片，因为她想用当时的机器，重组现场的经验，严又称：“加上，那个机器的声音，很有时间性，咔咔咔那样，某程度是一种声效来的，一个声音装置。”除了这样，她另外把一张现场拍摄植物照片投影在墙上，增加观众联想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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