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流行语“上级国民”　现实版上流寄生族　撞死人也不用负责？

早两年南韩导演奉俊昊的《上流寄生族》在全球影视产业最高荣誉──好片如云的2019年奥斯卡金像奖中突围而出，成为亚洲影史第一部荣获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电影。

而早在《上流寄生族》出现以前，日本就已经爆发了“上级国民”之乱，聚焦了贫穷大众对那些享有特权的上流阶层膨胀的敌意。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一连串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后又有什么发展吧。

东京奥运会徽抄袭争议、东池袋车祸事件……　看看日本“上级国民”之乱👇👇👇

“上级国民”是什么？从东京奥运会徽争议说起

“上级国民”这个名词，起源于大正时期，但直至2015年东京奥运的会徽争议后才开始广为人知。

当时，有人指出著名的平面设计师佐野研二郎设计的会徽酷似国外剧场的商标。接著，他过去的作品也被爆疑似抄袭，衍生出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时，身为日本平面设计界泰斗，也是选出有问题会徽的审查委员长永井一正表示：“设计师的解释说服了专家，但一般国民难以理解。很遗憾，那并不容易懂。”、“设计界了解这两个LOGO是不同的，但问题在于国民能否理解。”这番言论很快便在媒体上传开了。

永井一正的态度表现出“外行人不该批评我们专家”的意味。这种轻视大众国民的态度遭到世人批判，与“一般国民”成为对比的“上级国民”一词也迅速广传，甚至登录在NICONICO大百科上。还让“上级国民”发酵，成为该年度流行语大赏的候选词。

2019年东池袋暴走事件引爆庶民的愤怒

这个词最初只是互联网用语，显示“专家／非专家”。但渐渐广为大众使用，2019年的东池袋车祸事件则是爆发“日本社会是由上级国民支配”“我们下级国民单方面被剥削”怨恨的燃点。

2019年4月，在日本东京池袋地区的斑马线上，一台自驾汽车暴冲，87岁的男性驾驶饭冢幸三撞上31岁的妇女及其3岁女儿，造成两人双亡的惨剧，但他身为现行犯却没有被警方逮捕、甚至迟迟不起诉，主流媒体也刻意“自律”相关报导，引发舆论哗然。

讽刺的是，两天后神户市营公车也酿成两人死亡的车祸，司机却立刻被逮捕归案。饭冢幸三曾担任通产省高官，退休后还转任业界行会会长与大型机械厂商董事，在2015年才获颁给资深公务员的“瑞宝重光章”勋章，毫无疑问是位“菁英人士”。

天差地别的待遇，让乡民纷纷表示：“池袋车祸肇事者不但未遭逮捕，大众媒体报导时，还在他的名字后加上‘先生’，一定是因为他是‘上级国民’”、“神户公车司机因为是‘下级国民’才会被捕”。

虽然警方驳斥，没有直接逮捕饭冢，是因为他年事已高，又骨折住院；媒体在他的名字后加上“先生”，是因为“嫌犯”这个词只用在被逮捕或被通缉的人身上；不过，这些勉强的“说法”完全说服不了社会大众。甚至饭冢表示要出来道歉，媒体还只播放声音，说要保护当事人不让他露脸，却毫不克制地拍摄被害人家属的痛苦，呈现令人咋舌的双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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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如何陷入划分为上级、下级国民的阶级社会

专栏作家Kazuyuki Obata在观察互联网意见后指出，上级国民与“菁英”有微妙的差异，比起能够靠自我努力，当上高收入的菁英，上级与下级更类似于贵族、平民的身分制度，一旦落入下级国民就老死至无翻身之地。

虽然各国都有阶级社会的状况，但日本的历史脉络，可以在日本经济学者／畅销作家橘玲，2019年发表的最新著作《上级国民／下级国民》橘玲中得到快速便利的理解。

在战后的经济高度成长期时，八○年代的日本还是“中产阶级社会”，当时几乎所有的青年阶层都能找到固定工作，女性也能够与拥有固定工作的男性结婚。

但现在回顾相关研究，在进入平成后的这三十年，由于1991年泡沫经济崩坏、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事件的接连打击，让日本陷入萧条。正职工作大量减少、自营业与中小企业倒闭、低薪打工／派遣人员急增，而让整个国家走向穷困与资源分配不均。

“全日本存款总额的六成集中在六十岁以上的长者手中”，活在钱淹脚目时代，累积大量财富，却不愿作出投资的长辈们，让找不到工作、辛苦工作还得缴交更多税金的年轻人累积憎恨，产生出社会学家山田昌弘《何以年轻世代趋于保守化》(2009)所言：学生在学时必须疯狂“就活”找安稳头路、女性拚命寻找高收入男性“婚活”。

甚至报导文学作家铃木大介2015年揭发的老人诈欺集团秘辛等扭曲的社会现象。在《上级国民／下级国民》中橘玲作出了精采的分析与结论：上下级国民，以“世代”、“正职工作／打工族”这两种情况加速分裂，便是日本的现状。政府也因为团块世代是最大的票仓，而不敢触碰资产再分配、老人年金减免这些政策。若在这场无法改革、“被绑架的”持久战中败北，令和的日本可能面临国家破产的绝境。

从令和长假、朝日新闻发言分析上级国民的特色

在2019年宣布改年号“令和”后，日本政府放了4月27日到5月6日的10天长假，但根据市调，无论是上班族、家庭主妇到退休人士，都有半数的人表示“并不开心”。

为什么放假却不开心呢？从互联网上的意见就可以了解。一则“有些人的10天连假，是建立在别人连上10天班的痛苦上”推文，获得疯狂分享与按赞。Twitter上也出现大量这类乡民感触，充分呈现出“正职工作”与“打工族”的阶级差距：

“（到羽田机场的）单轨电车上都是要去度假的上级国民大人！”
“只有三成的全体国民真正拥有十天连假。能这么轻松过活的，只有上级国民吧！”
“十天连假这种事是上级国民大人的活动；下级国民要义务劳动（抖）”
“薪水总额十五万日圆，一周工作六天，一个月工作二十五天，盂兰盆会或新年也要工作，简直如同奴隶。严苛的公务员、在NHK任职的上级国民们大概无法理解吧！”

在2020年新冠肺炎病毒席卷全世界时，也有“上级国民”的发言再度引起互联网炎上。这位位居朝日新闻编辑委员高位的先生公开表示：“新冠肺炎让超大国的总统也在害怕颤抖，真是令人痛快的存在啊！”

虽然这是反美的极右派发言，但在日本同样为疫情所苦时，自然显得白目。由于朝日新闻一向是日本国内执话柄的媒体权威，更宣称在所有报纸中他们的读者学历最高，更让乡民冠上上级国民论，认为那些被保护得好好的高收入老人，根本就不理解也不理会大众的感受。

简而言之，日本的“上级国民”并不纯粹以贫富来作划分，而是从出生家庭、学历开始，长期累积的社经地位之差距。日本养育小孩到高学历程度要付出庞大的教育费，并不是大部分家庭能够负担的。2018年统计，全日本年收入破亿圆的人数是23843人，但当中的运动员、艺人就很少遭受这类批评。反倒是收入稍低的医生、律师，与前述的政府官员、公务员、主流媒体高层为主，组成了这个族群，而这一种“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状态，显然在未来也难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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