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评论】中产群体15年内翻番　为什么对中国如此重要？

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2020·径山报吿》发布会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席肖钢建议，适度提高劳动报酬在经济中的比重，确保劳动者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相适应，争取15年内将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由当前的4亿人扩大到8亿人左右，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

中产规模的扩大，能够有力地支撑经济的增长。通常情况下，高收入群体虽然收入高、消费能力强，但是整体基数小，对普通消费品需求的贡献并不高；低收入群体虽然消费意愿强，但是购买力弱，无法形成大规模的有效需求。相比之下，中等收入群体既有消费能力、又有消费意愿，能够持续稳定地通过消费和投资带动社会需求。因此，“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对未来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十分重要。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主任李成认为，中国正在面临经济转型，转型成功的一个最关键性因素就是消费，只有消费才能促进内需，而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在拉动内需方面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中产群体的扩大是步入发达社会的前提

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是维持经济增长的动力源。美国进步中心（CAP）发现，从1947年到1979年，当中产阶级平均获得美国总收入的54％时，经济以每年3.7％的速度稳定增长；1980年至2010年，中产阶级的收入占比下降到46％，经济平均增速也滑落至2.7％。纽约大学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的研究显示，中产阶级规模更大的社会拥有更多的收入和经济增长。

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简称经合组织）的研究显示，一个强大而繁荣的中产阶级对于任何一个成功的经济和有凝聚力的社会都至关重要。中产阶级维持著消费，推动著教育、医疗和住房方面的大量投资，并通过纳税支持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转。拥有庞大中产阶级的社会犯罪率较低，且享有较高的信任度和生活满意度，以及更大的政治稳定性和良好的政府治理。

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培育出了一个庞大的中产群体。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今中产群体的萎缩成为制约发达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长期的分配不均导致发达国家的中产群体迅速衰落。2019年4月，经合组织发布的一份名为《压力之下:被挤压的中产阶级》（Under Pressure: The Squeezed Middle Class）的报吿。报吿显示，在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中，中产群体已经缩水。近二十年来，中产群体的收入增幅较小，远远落后于教育、医疗以及居住价格的上涨幅度，这不仅压缩了中产群体的储蓄能力，也导致中产群体无法维持过去消费水准。数据显示，超过五分之一的中等收入家庭的支出超过其收入，而他们的超额负债率高于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

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经合组织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处于最高水准。收入分配不均不断挤压中产群体的生存空间，经济的需求端也因此失去了增长动力。2020年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袭来后，发达国家失业率激增，“名不副实”（收入不稳定、储蓄率低）的中产群体早已丧失经济活力，发达国家的经济也因此一蹶不振。

反观中国，经济在疫情得到控制后快速复苏，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经济此前的高速增长催生出庞大的中产群体。中国国家统计局对中等收入人群的定义标准是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元（人民币‧下同）至50万元人民币之间。根据该定义，2019年中国中等收入人群超过4亿人。也就是说，中国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产群体。这也是中国经济在未来保持中高速增长的信心来源。

克服贫富差距对中国同样重要

值得警惕的是，在中产群体不断扩大的同时，中国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中国央行发布的《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显示，中国居民家庭资产的集中度较高，财富更多地集中在少数家庭。家庭净资产最低的20%家庭所拥有的净资产仅占全部家庭净资产的2.3%，而净资产最高的20%家庭的净资产占比为64.5%，其中最高的10%家庭的净资产占比为49%，而最高的1%家庭的净资产占比为17.1%。

虽然，中国经济的蛋糕正在做大，大部分人的蛋糕份额增多了，因此诞生出大量中产家庭，但是，小部分人得到的蛋糕也更多，因此贫富差距并没有减小。需要说明的是，与美国相比，中国居民家庭财富的分布仍然相对均衡。2016年，按家庭净资产排序，美国净资产最高的1%家庭所拥有的净资产占全部样本家庭净资产的38.6%，略高于随后9%家庭的38.5%，而其余90%的家庭仅占22.8%，不足三分之一，表明美国居民家庭的贫富分化的特征更加明显。

当然，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全民生活水准的提高，而不是与美国比烂。因此，中国必须警惕贫富差距问题。

长期来看，贫富差距的扩大将抑制总需求的增长，从而制约经济发展。经合组织的研究显示，收入不平等正在减少的国家比不平等正在加剧的国家经济增长更快。美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EPI）研究主管乔什·比文斯（Josh Bivens）认为，贫富分化抑制了大部分人口的消费能力，导致总需求无法达到其最大潜力，因而限制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肖钢在《2020·径山报吿》发布会上也表示，在“十四五”时期（2021年至2025年），面对国内外更加复杂严峻形势，中国经济必须挖掘和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新优势潜力，但是要将这一潜力转化成现实优势，当前还面临一些障碍和挑战。肖钢认为，“从需求端看，我国消费率偏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劳动者报酬份额偏低，绝大部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和消费能力有限”。

其实，“绝大部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和消费能力有限”已经是全球性问题，其表现为收入分配不均导致的贫富分化问题。以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15年内中国完全有能力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但是，如果中国无法平衡发展中的分配公平问题，导致贫富差距继续扩大，那么8亿“名不副实”的中产群体也只会令中国陷入当前发达国家的发展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