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聚不一定在香港　港爸毅然到深圳定居：为了家庭必须有人作牺牲

待在珠海的健康驿站里，小宇仍在为香港的疫情环境担忧。“不知道谁感染了，谁没感染”，上班族还得去工作，地铁上还是那么多人，办公室里你不知道同事有没有被感染，“大家的心理压力都很大，自己感染还好一些，就怕传染给家里的老人小孩”。

根据3月4日公布数据，截至当日零时，香港新增5252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过去24小时再有136名确诊患者离世。2022年1月8日，陈明浩从香港回到深圳，大学毕业后，陈明浩一直在香港工作，这次过关，是2020年初深港封关后，他第二次回家。同一天，程斯颖与丈夫带著1岁的孩子，也从深圳湾过关回到深圳。三人没有预约到深圳的健康驿站，过关后等到半夜，终于被分配到大鹏一家酒店隔离。

1月13日，小宇从深圳回到香港，他在深圳工作一年多，因为两地封关，回港的次数屈指可数。临近春节，无论是回深，还是返港 ，陈明浩、程斯颖、小宇通关时皆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当时来来往往的深港人流，没有人能预想到，春节后爆发的这场疫情，将再一次改变许多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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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人数几何式上涨，在港感染者“只能自救”

回到香港后最初的十多天里，小宇和家人的生活一切入常。大年初一，大家还像往年一样走亲访友，情况从正月初三开始出现转折，香港新冠感染人数开始几何式上升。很快，香港政府发布了新的防疫政策，夜间餐馆的堂食取消，私人聚会仅限两个家庭，聚会人数也有限定，否则将面临罚款。香港一名男子确诊后，由于接载确诊者的的士服务尚未启用，他搭乘一辆坐满乘客的巴士回家。从正月初三到正月十七离港，这段日子对小宇来说甚是难熬。他的一位朋友，在家里用自测包检出阳性之后，打电话给“居安抗疫”热线，热线告知他医疗系统已无接待能力，建议他待在家自我隔离。

与内地的居家隔离不同，香港的居家隔离缺少有力监管，也没有配套的上门便民服务，“这种隔离就看感染者的自律性，很多人是没有自律性的”。陈明浩有两名相熟的同事，春节后感染了新冠，同样也只能居家隔离，隔离期间，“居安抗疫”热线给到的健康指引并不多，比如自我体温检测，如果隔离者有些不舒服，有低烧疼痛症状，热线会建议买一些止痛药。陈明浩的妻子赵琳认识一个香港朋友，家人中孩子和大人都感染上新冠，所幸都属于无症状感染者，现在一家人自己准备了一些药物，找内地朋友寄了些连花清瘟胶囊，开始自觉地居家隔离，“用他们的话说，等政府是等不了的，都是在自救”。而在香港医院里，患者人满为患，病床一直排到了室外空间，前段日子气温降到10度以下，很多确诊的老人只能躺在帐篷里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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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在珠海的健康驿站里，小宇仍在为香港的疫情环境担忧，“不知道谁感染了，谁没感染”，上班族还得去工作，地铁上还是那么多人，办公室里你不知道同事有没有被感染，“大家的心理压力都很大，自己感染还好一些，就怕传染给家里的老人小孩”。小宇在香港本地的电视台也看到一个新闻，一名男性确诊新冠后，医院已无空余床位接收，建议他回家隔离。这名男性走出医院后，由于接载确诊者的的士服务尚未启用，他搭乘一辆坐满乘客的巴士回家。况且香港的居住面积普遍狭小，很多家庭是几个人生活在一个房间里，很多公寓用的还是公共洗手间，根本没有条件自我隔离。小宇的朋友在隔离期间，还与家人住在一起，家人每天外出上班，“这样的话，传播的风险就大大增加了”。陈明浩小叔常居香港，春节期间小叔拜访过一位亲戚，不料几天后亲戚感染新冠，小叔一家也成为密接者，“家庭感染，交叉感染的机率还是有蛮大的”，万幸的是，几轮核酸测下来，一家人都没有感染病毒。

疫情下的香港日常：确诊、菜价、房贷……

陈明浩工作的食品公司，在香港当地也做蔬菜进口业务。他从同事口中了解到，菜价相较春节后最疯狂的阶段，已经有所回落，但依然较贵。小宇在港期间曾到市场买过一次蔬菜，一小把香菜，一小把菜心，需要160元。在陈明浩的公司里，大约有3成同事已经感染，处于居家隔离状态。这给公司运营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剩下的同事现在经常加班”。去年年底， 陈明浩向工作5年的香港公司提出辞呈。按照与上司的约定，春节后他再回公司，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做好交接，便可离开。按照春节前的计划，他2月13日便要回到香港，过年团聚时，父母背著陈明浩，建议儿媳把态度放得再强硬一些，不能让儿子再回香港冒风险。在家人的坚持下，陈明浩跟公司争取到了远程办公的机会。陈明浩的父母原本在香港工作多年，2019年底疫情爆发以后，父母服务的公司经营每况愈下最终倒闭，两人早已回到深圳生活。

程斯颖的公公在香港贷款买了一层楼放租。春节后受疫情影响，好几间房屋租不出去，面临著不小的房贷压力，“租金根本抵不了贷款”。最近几天，程斯颖公公婆婆在香港，也动了回深圳生活的念头。如今，从香港回到深圳并不容易，健康驿站预约就是个难题。春节后，由于过关人数太多，边检部门更新了过关规则，必须预约到深圳的健康驿站，才有通关资格。

正月初五，小宇开始在小程序上预约回深圳后隔离的健康驿站，连续十来天他都未能抢到名额，预约的人太多了。幸运的是，看到港珠澳大桥跨境巴士开通的消息后，小宇第一时间上网，抢到了跨境巴士车票，“第二天再登录查看时，此后一个月的车票已被悉数抢空”。2月27日，小宇在健康驿站房间线上预约系统里发现，最近一周，小程序放出的预约名额在逐渐减少，尤其3月5日，房间预约名额一下子降到10个，前一天的预约名额还是500个，“不知道这是不是封关的信号”。

回到深圳

在工作地的选择上，陈明浩也经历过一个漫长的抉择期，大概在2021年6月，他才下定决心，辞去香港的工作回深圳定居。陈明浩与妻子赵琳2018年结婚，2019年11月孩子出生。妻子赵琳带著孩子生活在深圳，过去两年，陈明浩一年只能回家一次，儿子的两个生日他都错过了。究竟是留在香港工作，还是回到深圳寻找职业机会，这个问题从2020年初夫妻俩便开始讨论。因为长期分离，且在工作地问题上争执不下，两人之间的争吵愈加频繁，赵琳提过好几次离婚，希望他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做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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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公婆在深圳帮忙照顾孩子，很多时候赵琳依然感到无助，孩子6个月时，打完十三价肺炎疫苗后，后半夜开始发烧，其实这是注射疫苗后的正常反应，初为人母的赵琳还是吓坏了，这种时候，她就特别渴望丈夫在身边陪伴。疫情反反复复，丈夫缺席于家庭生活。赵琳想过，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去香港工作，她的职业是律师，到了香港只能重新寻找职业方向。彻底放弃自己原有的职业，她舍不得。陈明浩在求职网站上，浏览过深圳的工作机会，整体看下来，机会和职场环境与之前相比，都有一定落差，他也担心自己在香港的工作经验，与深圳的岗位需求不够匹配。他今年30岁，是不是也得从零开始，这令他犹豫不决。考虑到孩子未来还在深圳读书，陈明浩做了妥协，“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必须要有一个人做出职业上牺牲”。陈明浩接下来在深圳的职业起步，未必会十分顺利，夫妻俩也有一定的心理准备。赵琳产假结束回到职场一年多，家里多了一份收入，陈明浩养家的负担轻了不少，“还好我们没有贷款，生活压力不算大”。身边的朋友也劝慰他们，30岁从新开始，总比40岁要早。

程斯颖与丈夫此次回深圳的目的，是给孩子准备香港户口办理的相关手续，按照原计划，一家三口3月初便回香港。当下香港疫情凶猛，丈夫人在深圳，心里甚是牵挂香港的状况，“他还是想著回去上班”。公公可能面临的房贷压力，小两口在内地的供房压力，养孩子的费用，都压在夫妻俩身上。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夫妻俩措手不久，程斯颖与丈夫两口只能商定，她先去找份工作，一家人做好在深圳长期生活的打算。即便如此，小两口对未来生活依然茫然。程斯颖最近常劝丈夫，尝试著在深圳找些工作机会，但丈夫在香港工作多年，且他的职业依赖人脉，在深圳求职，可能意味著从零开始，他下不了这个决心。

移居香港之前，程斯颖一直在深圳从事互联网支付行业，近些天来，她跟以前的同事打听过职业机会，“他们说疫情以后，互联网支付行业不算景气，建议我在其他互联网领域找找机会”。程斯颖没有放弃对丈夫的劝说，两人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也有分歧，“他希望在香港上学，我想在深圳读书”。在香港生活一年多，对比两地的情况，程斯颖更看好深圳的机会和潜力，而她从事的互联网相关职业，在香港也很难找到就业机会。与丈夫的心态不同，程斯颖对定居深圳十分乐观，“毕业后我一直在这边上班，而且我今年29岁，他30岁，我们还年轻，还有很多机会”。

备注：除小宇外，其他人物均采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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