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自由派如何错过解决以巴问题的契机？

在10月7日哈马斯（Hamas）对以色列发动恐袭之前，以色列国内的最大政治新闻依然是司法改革的问题。在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7月通过立法限制法院使用“合理性”原则来否决政府行为之后，以色列最高法院全体15名法官9月开始了对于这个限制法院权力的立法本身的聆讯，“国会大还是法院大”的宪法危机一触即发。

本年以来，以色列反对司法改革的示威几乎未曾中断过。事实上，在10月7日当天本来也将有同样的大型示威举行，只不过因此哈马斯的突袭而被取消。

在司法改革的争议中，其中一个面向离不开巴勒斯坦问题。虽然以色列法院一向漠视巴勒斯坦人权益，但有时候却会作出保障巴人权益的裁决（例如2020年驳回一项合法化在巴人私有土地上已建造定居者建筑的立法等）。不少人认为，作为以色列国会唯一掣肘的最高法院，若然失去广泛的司法覆核权，将会让政府中的极右政客为所欲为。

同一时间，以色列各式民调亦稳定地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司法改革的民意占大多数，或者至少明显地高于支持司法改革的比例。由此可见，这一股世俗化的自由派力量，是以色列内部最大的政治动能。

而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则与司法改革争议同时并列。

自去年12月内塔尼亚胡在极右政党支持重新执政之后，约旦河西岸犹太殖民者的“权利”开始变成以色列政府的关注重点。

在安全政策的层面，内塔尼亚胡将重点放在压制西岸新舆的武装力量之上。根据联合国9月中公布的数字，2023年以来有179位西岸巴勒斯坦人被以军杀害，比2021年全年的78位大大增加；而本年累计亦有26位以色列人被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被巴勒斯坦人杀害，是2021年全年数字（3位）的近9倍；同时，西岸犹太定居者对于巴勒斯坦人的攻击次数也直迫去年全年总数，达至近年高位。

以色列当局本年7月曾以千人规模的部队进入西岸北部城市杰宁（Jenin）清扫武装份子，是为当地廿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被巴勒斯坦人认为是对民众开战。而除了此等大规行动之外，平日的西岸清扫几乎无日无之，根据联合国的报告，单单在9月19至22日这几天，西岸就有6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杀死。

海外观察者都曾追问一个问题：既然以色列街头抗议司法改革的民众和愈受压迫的巴勒斯坦人在各自的抗争中都有同一个“敌人”，即内塔尼亚胡及其极右政治盟友，两种力量到底有没有合流的趋向？

追问这个问题的人很快就得到解答：没有。个中原因非常简单。

反对司法改革的以色列人所担心的是以色列会从一个对民主制度有权力限制的“自由民主”国家，变成一个只有民主多数次而没有制度约束的国家。在这一群人眼中，极端保守犹太教群体的超高出生率（6.6，是世俗化犹太公民群体的三倍）将会长远而言使以色列失去其“自由民主”的性质，而以色列的核心矛盾在于“自由民主”与“不自由民主”之间的对抗。

相较之下，对于巴勒斯坦人而言，以色列的核心矛盾则在于“犹太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的角逐。两个反内塔尼亚胡群体所关心的事态全然不一样。

而对于聚居在以色列各地中海城市的世俗化犹太人，往东30多公里之外的西岸乱局大体上只是个事不关己的问题。在他们眼中，巴勒斯坦人已不能对以色列构成真正的安全威胁－－在这一点上，他们跟内塔尼亚胡的判断是一致的。

以色列立国时之所以没有制定成文宪法，导致国会没有体制上的制衡，原是出于犹太人意识形态多元、难以就国体的定义达成一致之故。其后，90年代起最高法院开始将某些基础法律等同宪法看待，并自行建立起一套司法覆核、限制政府权力的惯例，虽然合理，却有越权之嫌。

即使以色列民众大体不同意内塔尼亚胡将权力收归国会的司法改革，但整体性的宪政改革却是不少以色列法律学者的主张。

单纯在犹太人内部的视角来看，新的宪制应该一方面保障以色列世俗化的政体不会因为人口构成转变而被推翻，并制定出制衡国会民主权力的机关，另一方面则应同时保障极端保守犹太教徒在世俗化的机制中得到在一定范围内执行其宗教法规的权利（例如其宗教内部的婚姻制度、学校制度、各种犹太节日传统等等）。

但以色列的宪政改革，其实也可以推而广之将巴勒斯坦人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包含在内。

目前，超过半个世纪累积而成的既定政治现实，已决定了“两国方案”就算不是绝不可行，也不应该再被视为以巴冲突的唯一出路。

在寻求其他创新方案的学术讨论之中，像欧盟模式的邦联制，又或者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模式，如比利时模式、瑞士模式等，都有被提出过可应用在以巴问题之上。

如何恢复1967年前的疆界却又尊重现有的人口分布、如何定义耶路撒冷地位、如何给予巴勒斯坦难民回国权或作出相关补偿、如何保证两族利益不会因人口结构改变而受到影响、如何制定以巴双方的安全合作机制等等各大以巴难题都得到过非常详细的学术探究。

内塔尼亚胡司法改革之争所引伸的以色列宪政改革讨论，其实是重启以巴和平进程的一个机遇。可惜的是，在街头热情抗议的以色列自由派忽视了巴勒斯坦人苦况，没有注意到“犹太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的核心对立，错过了这个跨族群政治合流的机会。

哈马斯恐袭之后，战争已是避无可避。但战争无论如何结束，以巴问题依然存在，以色列宪政改革的需要依然存在。也就是说，乐观而言，以色列自由派和巴勒斯坦人民未来依然会有政治合流的契机，只不过这个契机不知何时才会再次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