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与俄乌战争(二):普京冲天一怒 反而帮助波兰“再崛起”?
俄乌战争爆发后,邻近的波兰受到波及。
在经济场域,波兰情况与欧洲其他国家类似,虽暂时缓冲了能源危机,却被高通膨侵蚀了实际工资,大量民众因高物价而叫苦连天;此外波兰的房地产业也因货币紧缩、外部需求减弱而萧条。整体来说,战争爆发后,波兰的经济成长在2022年下半显著放缓,迈入2023年后依旧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资料显示,波兰2022年经济成长率为4.9%,但2023年估计只会有0.3%。
在战争风险场域,波兰于2022年11月15日遭2枚导弹击中,导致了2名波兰公民的死亡。起初,各方普遍责怪俄罗斯袭击波兰,关于北约是否启动“第四条款”的话题引发不少讨论;但随著美国表示导弹可能不是来自俄罗斯,而是乌克兰意外误击的防空导弹,事态迅速降温,一直到2023年9月28日,波兰总检察长、司法部部长齐奥布罗(Zbigniew Ziobro)才证实,2022年11月坠入波兰境内并造成2人死亡的导弹来自乌克兰。
在人道场域,俄乌战争导致超过160万乌克兰难民涌入波兰,数量为全欧之冠。根据波兰国家银行2022年11月数据,与战前移民波兰的乌克兰人相比,战争难民的波兰语使用情况不佳,两个群体的就业率(94% vs 65%)、久留波兰的意愿(55% vs 19%)也有差距。而其停留导致的经济支出、社会成本,当然也是由波兰政府来承担与吸收。
但在前述成本外,战争也给波兰带来了政治与军事机遇。说得更直接:俄乌战争是乌克兰的巨大浩劫,却意外促成波兰某种程度的“再崛起”。
从“民主倒退”到“正义事业”代言人
首先,政治形象的提升,无疑是波兰的一大收获。
战争爆发前,波兰作为“欧盟坏孩子”,离不开“新右翼”、“民粹政治”、“保守主义回潮”等负面标签,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PiS)、匈牙利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匈牙利公民联盟(简称青民盟,Fidesz)甚至一起被视作欧洲“民主赤字”的代表。
在西方普遍叙事内,两国的“堕落”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疑欧论者、右翼团体在危机中收获了声望与能量。2010年,青民盟主席、前匈牙利总理欧尔班(Viktor Orban)再度重返执政,开始高呼“不做布鲁塞尔(欧盟)的经济殖民地”、“是时候尊重基督教、自由和人权了”,引发匈牙利“民主倒退”的相关讨论;同一时期,波兰由出身法律与公正党的卡钦斯基(Lech Kaczyński)执政,同样被外界视为疑欧、保守、反自由主义的右派政权,直到卡钦斯基2010年坠机身亡,波兰都没能消除疑欧色彩,彼时更有舆论认为,尽管波兰已在2004年加入欧盟,但卡钦斯基在精神上从未“入盟”,反是将欧盟视作了波兰的竞争对手。
卡钦斯基意外身亡后,出身法律与公正党的杜达(Andrzej Duda)在2015年胜选总统,波兰与欧盟的摩擦进一步深化。
首先是难民议题,杜达在胜选后立即抨击了欧盟的“难民配额制”,称欧盟各成员国都是主权国家,彼此应以“伙伴”关系平等互动,而不是只有大国能在难民问题上发号施令。此外杜达也表示,德国支持的“难民配额制”只会带来灾难,因为这等于“鼓励难民涌入欧洲”。可想而知,这一发言给波兰带来不少责难。
接著是2015年开始的一系列司法异动。该年11月,波兰议会通过《宪法法院法》修正案,要求重新选举宪法法院5名法官,且根据该修正案,未来宪法法院若要发起对议会、政府的违宪审查,门槛会上升;2016年元旦前夜,波兰议会又通过新《媒体法》,赋予政府直接任命公共媒体高层的权力;2017年,波兰议会又通过3项法案,要求时任最高法院现任法官全数卸任,由司法部长任命临时接替者,再由其提名新法官,提交全国司法委员会批准任命,且议会有权任命全国司法委员会成员、司法部长有权任免普通法院的首席法官。种种有助行政扩权、渐少司法监督力道的异动,成为外界批评波兰“民主倒退”的依据。
再来是近年发酵的LGBTQ、堕胎议题。2020年6月,杜达表示不会允许同性恋伴侣结婚或收养孩子,并称LGBT运动为“外国意识形态”,同时承诺将禁止学校的LGBT教学,波兰由此得到了“欧盟 LGBTQ权利最差国家”之称;2020年10月,波兰宪法法庭宣布,授权对畸形胎儿进行堕胎的法律违宪,意味著往后波兰孕妇只有在被强暴、乱伦或母体健康与生命受到威胁的前提下,才允许进行堕胎手术,这一裁决引爆数十万人上街示威,欧洲议会、联合国人权专员也对波兰进行谴责,称这一决定“违反人权”。
然而俄乌战争开始后,恶名昭彰的波兰不仅得到舆论赦免,还摇身一变为“支持乌克兰”的“正义事业”代言人。关键原因之一,就是波兰与乌克兰的地缘临近性,以及华沙对基辅的大量援助:开战以来,波兰不仅向乌克兰输出苏联T-72、波兰PT-91、德国豹2等坦克,更是第一个派遣战斗机入乌的北约国家,还提供了25亿美元以上的军事财政援助,数额仅次于美国、英国。
当然,这背后还有反俄情绪的推波助澜。俄乌战争的爆发,让德国的过往路线备受质疑,默克尔(Angela Merkel)时代的对俄决策尤其尴尬,北溪、明斯克协议皆被贬为“绥靖失败”,甚至被讽为“当代慕尼黑协定”;朔尔茨(Olaf Scholz)在援助豹2坦克上的犹疑不定,也让德国的“软弱”形象更加固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就强烈反俄的波兰,虽在实质国力、经济发展上与德国差距不小,却因在某些国家眼中“比德国更像大国”,而获得了西方的一片赞誉,甚至出现“波兰更早反俄所以更早融入西方,因此发展得比乌克兰更好”等叙事。2023年9月波乌爆发龃龉后,波兰也因此前的大力援乌,而没有遭受太多责难,但诸如“乌克兰的行为就像一个溺水者,拼命抓住任何一样东西”、“我们有权保护自己,以防受到伤害”之类的话,如果是由德国来说,恐怕早已引发政治风暴。
简单来说,利用俄乌战争的机会之窗,波兰“再粉刷”了国家形象,让昔日的“欧盟坏孩子”一跃而成“援乌硬汉”。
军火工业与北约地位一起升级
而在军事场域,波兰虽一度被乌克兰的防空导弹误击,却也在军工产业、北约地位上有所收获。
首先是军工产业的升级。1999年波兰加入北约后,便一直希望恢复苏联时代的军工生产水准,成为北约军备生产、维修的重要基地,只是从结果来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波兰的军工产业都位处北约边缘,且大多生产苏联时代设计的军备。2010年,波兰开始了军事现代化进程,提升本土军工生产能量也是目标之一;2020年,波兰发布新的军事现代化计划,把60%的军事采购和现代化预算分配给了国内工业。
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后,波兰加快了军工升级的进程,在该年3月透过《国土防御法》重组国防政策,将2023年的国防开支增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这一数值在2023年又被提高到4%。与此同时,华沙也强化了所谓军工生产的“波兰化”:与他国一起协作武器系统的制造和交付,这一做法不仅能为波兰军工企业带来收入,也能让波兰获得新技术。
例如,2022年3月,波兰便与英国巴布科克公司(Babcock)合作,由波兰国营军火工业集团(Polska Grupa Zbrojeniowa,PGZ)主导生产,巴布科克提供设计规范与技术移转,向波兰海军交付新型护卫舰。该年11月,波兰与韩国签署价值57亿美元的合同,向波兰军队供应韩国的K2主战坦克和K9自走榴弹砲,其中一些来自现有库存,一些将由波韩两国军工企业共同生产。
2023年4月,欧洲跨国导弹生产商MBDA抢下价值24亿美元的合同,将与波兰PGZ共同生产供应波军的导弹和导弹发射器,模式同样是PGZ主导在波生产进程,MBDA提供技术转移。5月,波兰表示有兴趣加入韩国的4.5代KF-21 Boramae战机计划,如果这一合作关系成功建立,意味著波兰空军将会升级,PGZ也将再次参与军工进程的“波兰化”。
而军事预算的增加、军备的升级,也将拉升波兰在北约的地位。在此之前,国防开支须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是北约要求成员国的理想下限,但并非所有成员国都能实现,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前,只有美国、波兰、希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英国符合标准;战争爆发后,31个北约成员国中有22国提高了国防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其中有原本不符标准的4国提高到了2%以上,分别是芬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斯洛伐克。
但本就符合标准的波兰,其提升幅度特别显著,在2023年提升到了4%,几乎是战前水准的翻倍,也是北约之中最高,甚至超过了北约领袖美国。当然这不表示波兰能推翻美国、成为北约领袖,但至少确保了华沙走路有风,能在北约会议上增加不少话语权。
此外,战争爆发以来,北约也提高了东翼的军事挹注:先是强化部署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的4个营级多国战斗群,再于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新建4个多国战斗群,使得东翼从北部波罗的海到南部黑海,存在多达8个多国战斗群,地面部队数量也增加了一倍。其中,波兰显然是统整东翼的核心,有高达1万名美军在此轮换,角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倘若俄乌终局真如笔者此前所述,形成了俄罗斯巩固占领、北约庇护乌克兰的“朝鲜模式”,那么未来的波兰角色,便恰如冷战时代的西德,是直面“铁幕”的前缘。而有鉴于北约未必方便在乌克兰大量驻军,华沙自会成为基辅的“重要后方”,届时视俄乌停火线的稳定程度,波兰可能会有两种不同的“再武装”形式。
如果俄乌停火线屡有冲突,那么美国可能会增加在波兰驻军,为俄乌的再次大规模交火作准备;如果俄乌停火线趋于稳定,那么美国就未必会在波兰大规模驻军,而是较可能向波兰输出更多军备、部署更多防空反导战斗指挥系统,以协助华沙提高关键基础设施对远程精确攻击的抵御能力,或许终有一日,配备新一代导弹的F-35隐形战斗机,会在波兰机场起降、在华沙上空翱翔。
整体来说,从国家形象的“再粉刷”,到国家军备的“再武装”,声名狼藉的波兰巧妙利用了战争烟硝,实现自己作为东欧小国的“再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