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像八十年代的中国　莫迪却做不了“印度版邓小平”

印度像八十年代的中国，莫迪是推动印度走上经济崛起之路的印度版邓小平，这是最近不少人在观察印度及相关国际问题时常持有的看法。

美国桥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创始人达利欧（Ray Dalio），近日在参加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23年全员峰会”（All-In Summit 2023）时就指出，印度拥有目前世界上最高的经济增长率，他将印度比作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将印度总理莫迪比作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

达利欧说，“我们对印度、对所有排名前 22 位的国家都有10年的增长率估计...... 印度的潜在增长率最高...... 印度正处于1984年我开始去中国时，中国的位置。”“如果你看看印度的面貌、人均收入，我认为莫迪就是一个邓小平。”

达利欧还说，从历史上看，表现最好的都是中立国家。换句话说，它们比战争的赢家表现得更好。因此，在美国与中国及其盟友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冲突中，像印度这样的中间国家将是最大的受益者。

在国家发展的某些表象层面，达利欧的看法是对的。在对抗格局下，保持中立的国家往往会成为对抗的受益者。从所处国际格局与发展水平的角度，印度和八十年代的中国也确实非常相似。

八十年代国际格局的主要特征是美苏争霸，为遏制苏联，中美走近，双边关系改善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为中国改革开放创造了外部环境，外部资金、技术、订单、先进的管理经验等流进中国，国际市场也渐次对中国开放，借助人口红利和低成本优势，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为中国崛起奠定了基本格局。

中美冲突虽然还没有严重到当年美苏争霸的程度，双边之间仍然维持着庞大的经贸与服务业贸易，尤其中国并不想走向当年苏联的扩张主义道路，但是中美冲突不断螺旋升级、美国对中国进行制裁打压、“脱钩断链”，拜登政府拉拢盟友体系和包括印度在内的其它国家试图孤立中国是个基本事实，也是发展趋势。

从印度看，这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在未来几十年都不缺劳动人口，其所处的发展水平也可以让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速。这些都是印度的机会，印度当局也不缺乏雄心，莫迪政府正试图复制中国崛起经验，吃中美对抗红利，在拥抱美国的同时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这一基本战略也日渐清晰。

但是，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之后中国的成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仰赖有邓小平这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莫迪能在印度发展中扮演起类似邓小平的角色吗？答案恐怕是不能。

最主要的原因在印度自身。

和实行一党执政的中国不同，印度是个选举制民主国家，这一政体特征首先就限制了莫迪的施政挥洒空间。在一党执政的中国，邓小平可以充分发挥其影响力，即便在天安门事件卸任后，仍然对国家政策走向保持着高度影响力，譬如在1992年发表“南巡讲话”把改革开放重新导向正轨。随后二十多年，邓小平的两位继任者江泽民和胡锦涛也延续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崛起打下了坚实经济基础。这种制度还使领导人的意志面临更少阻力，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因而得以在中国被彻底、长久推行。

而在印度，政治人物一旦离开职位其政策影响力即随之消失，来自在野党的挑战也会极大消解政治人物的意志。虽然目前看，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在印度选举版图中占有相对优势，在野的国大党还没有人能向他发起挑战，但是这些结构性政治要素的存在，仍然会让印度的政策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西方民主制的信徒可能会很难受这一论述，但威权国家的领导人可以不受或少受民意挟制，摆脱选举周期困扰，从更长远的战略视角谋划一个国家的发展蓝图，而且——只要不被推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用担心政策被根本性扭转，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也是制度层面印度不可能复制中国经验、莫迪不可能成为印度版邓小平的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印度的民族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印度有超过2亿多穆斯林人口，在一个印度教为主导的国家，这始终是摆在所有政党和政治人物之间的决策难题。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莫迪其实并未能平等对待国内的穆斯林族群，相反还总是通过不平等对待穆斯林族群来获得印度教徒的支持，在古吉拉特邦担任首席部长期间，他就挑起针对穆斯林族的屠杀而在美国被人权阻止起诉。在未来的国家治理中，这一结构性的民族矛盾会否爆发，或在一定程度上令莫迪政府的合法性丧失会很难说。

另外，中国人的勤劳和喜欢积蓄举世闻名，印度很多人却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更强硬的手腕，在一定时期内通过牺牲某一群体利益的方法进行抽象层面的政策改变或推进某些项目落地，在印度无论印人党还是国大党都很难做出类似决定。和近代曾多次经历不同性质的国内革命，已经完成了社会结构重置的中国不同，印度的种姓制度也根深蒂固，底层社会即缺乏向上流通的渠道又缺乏流通意愿，这些都将成为制约莫迪雄心的结构性要素。

还有一个需要一点逻辑基础的思考，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给这一问题提供参考答案。

和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不同，在印度，改革开放其实是一个并不存在的议题，因为印度自独立以来，甚至在作为英国殖民地时代，就从来没有闭关锁国过，西方和印度之间无论在资金、科技、人口还是其它要素流动上，都从未有过国家政策面的阻力。而中国实施的是和西方完全不一样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之前和西方处于基本隔离状态，所以才有“改革开放”的说法。

略一思考这期间的逻辑我们就不难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印度真的能像中国那样通过对外开放发展崛起，它早就应该崛起了，为什么当初崛起的是中国而不是印度呢？为什么在过去几十年内，西方的资金、科技选择纷纷流向制度与意识形态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中国，而不是流向制度与意识形态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印度呢？答案其实不言而喻。

因为历史和民族感情等很复杂的原因，不少中国人对印度持轻视态度其实不对的。认为印度基础设施太差、产业水平太低、科技与制造也水平太低，因而对中国构不成挑战也是短视的——八十年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落差并不比今天印度与中国和西方之间的落差更小。认为莫迪政府不会“韬光养晦”，而是一开始就高举高打的做法会过早激起西方警惕，可能阻断印度的经济进程也可能犯经验主义的错误，韬光养晦不是后发国家崛起的唯一道路，不同国家因为时代与国际格局不同，完全可以走适合自己的崛起道路。

印度的经济前景绝对不可低估，这个国家人民想要发展起来的愿望值得尊重，它可能对中国造成的困扰也绝对不可忽视，但是它想完整复制中国崛起的经历，恐怕没有那么容易。至于莫迪，想在一个拥有两亿多穆斯林人口，同时还存在种姓制度遗留的国家在民选制度下，成为邓小平那样对历史与国家发展有长远影响的人物，根本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