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反制美国是小看了中国对外关系法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8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该法律公布后，引发外界的关注。不少西方舆论将焦点放在了中国为反制西方遏制提供法律武器，认为中国会加大对美国遏制的反制力度。

对外关系法的确有这样的功用，在第四章对外关系的制度中，第三十三条点名了对于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危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中国有权采取相应反制和限制措施。根据对外关系法内容，未来对于开展反制裁，中国的相关细化规定和措施会越来越完善。但和2021年中国通过的《反外国制裁法》相比，可以为反制裁提供法律依据是对外关系法的一小部分功能。

外界忽略了对外关系法的重大政治宣示意义。这其中不只是强调对外反制裁，这是中国第一部集中阐述中国对外大政方针、原则立场和制度体系，对中国发展对外关系作出总体规定的基础性法律。

该法律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等写入对外关系的总则，是以法律的形式将中国的外交政策固定，将中国的和平政策落实。

当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的中心，当外界担忧崛起的中国是否扩张侵略时，中国以法律形式宣示自身主张，是给外界吃的一颗定心丸。当外界不愿意相信中国的政治诚意，总以专制来渲染中国政策的神秘和不确定性时，中国祭出了法律这条西方人可以听得懂的武器。

该法律还集中阐述了中国对外关系的职权，中国国家主席、国务院、外交部、中央军委、中央外事委员会的职责分工是明确的。这一点既是给外界看的，有利于外界读懂中国外交，更是对中共建政以来主导中国外交工作的局面较为庞杂的现状进行转折性梳理。

中国开国总理周恩来以总理兼外长的身份主导外交工作，形成了国务院以及外交部庞大的外交工作主导格局。循这一惯例，以往中国总理的外交权是相当大的。而在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理清各方的责任，制度化中共外事委员会对外交的领导权是必要的，中国内部各部门需要更加清晰明确自身的外交职责，要做到这些会是一场涉及外交领域的深刻政治变革。

该法律第三章阐明了发展对外关系的目标任务。目标任务中有“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以及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全人类共同价值等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国新提出的政策主张，有将习近平外交政策法律化的倾向。即便继任者根据中国新的发展任务修改法律，如此庞大篇幅的习近平政策影响力，也不是能说改就改的。这暗示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中国外交的引领和指导会有相当长的时间。

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现阶段中国面临的局面是以往政策无法全面指导的。习近平外交政策最重要的贡献是全面塑造了崛起中国的外交观、世界观，给出了新时代中国同世界打交道的准则方法道路。如今这一整套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未来中国外交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是有保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