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大选｜埃尔多安看似胜券在握　自由主义西方再遇挫败

在5月14日的土耳其大选中，原本民调稍胜的反对派六党“民族联盟”（Nation Alliance）候选人克勒奇达尔奥卢（Kemal Kılıçdaroğlu）得票逊于预期，在98.48%选票皆已完成点算过后只得45%，与首轮投票胜出的半数选票门槛相距甚远，还大大落后于以49.34%得票率几乎“一击即中”的现任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

变天无望？

由于剩下来尚未点算的选票很大可能不会让任何候选人的得票超过50%门槛，埃尔多安和克勒奇达尔奥卢将在晋身5月28日的次轮投票一决高下。虽然有分析认为得票落后的克勒奇达尔奥卢可争取得5.23%选票的极右第三党候选人奥安（Sinan Oğan）支持，但人们实在很难想像奥安的支持者会全面倒向联盟内包含自由主义党派、并得到库尔德族支持的克勒奇达尔奥卢，而不流向右翼立场明确无误的埃尔多安。

因此，除非埃尔多安支持者在次轮投票的投票热情相对下降，让反对派有机可乘，否则，埃尔多安此刻几乎已是坐稳了未来五年的总统之位，只差投票的“走过场”形式而已。

在点票结果明朗化过后，埃多尔安就向支持者表示，“如果我们的人民决定了要在第二轮才完成（总统选举），（我们对此）也非常欢迎。”克勒奇达尔奥卢则称“我们在次轮选举必然胜出”，并指“埃尔多安并没有胜得他预期中的信任票”。

在同日进行的国会选举中，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AKP）及其盟党组成的“人民联盟”（People’s Alliance），也明确无误地击败了反对派组成的“民族联盟”，预计将会以刚好超过49%的得票率获得国会600席中的322席，而“民族联盟”得票只得35%，预计只会得到212席。换之言，就算克勒奇达尔奥卢能在次轮投票反胜，其政纲的落实也会遇到一定的困难。

2003年以来先后以总理和总统身分掌权的埃尔多安若能“再做五年”，在国际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也是对西方的重大冲击。

“不自由主义”兴起

埃尔多安掌权前十年受到西方普遍接纳和欢迎，其伊斯兰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的结合被视为伊斯兰世界走向自由民主的蓝本。90年代末曾经因为伊斯兰主义主张而被军方打压、收监、剥夺政治权利的埃尔多安，2005年启动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并在欧盟的支持之下不断削弱把持政治多年、以世俗主义守护者自居的军方权力。

不过，埃尔多安可算是“不自由主义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的主要推手，即使在其与西方关系友好之际，埃尔多安已通过各种法律和行政手段压制新闻自由，并与同属伊斯兰主义的居伦运动（Gülen movement）合作，大举渗透原属世俗化的土耳其政界、学界、法律界和军队，以巩固自身的权力。在埃尔多安的眼中，民主体制并不需要有所谓的普世价值作为基础。

2013年严厉打压反政府示威之后，埃尔多安与西方关系开始明显恶化，欧盟也一度中止了土耳其的入盟谈判；埃尔多安亦与居伦运动陷入割裂。2016年军人政变失败之后，埃尔多安更借机清扫政界、法律界、学界、军警部门内的异己，大举逮捕近7.7万人，遭到西方猛烈批评。

这场失败的政变使埃尔多安更加坚定地走上“不自由主义民主”的道路。2016年的埃尔多安已经在宪政上还是议会制的土耳其以总统身分“越权”主持政事，到2017年更在被认为有造票嫌疑的公投中将土耳其改成总统制，集大权于一身，并让自己能至少多做一届总统（根据2017年的宪法，如果埃尔多安在国会有超过五分之三议员支持，他甚至有可能绕过终生两届的总统任期限制而无限连任）。

土耳其的选民显然对这种集权不觉反感，于2018年的总统选举中让埃尔多安在首轮投票得到过半票数“一击即中”。而再次当选总统之后，埃尔多安也继续了其对政敌的打压，包括将库尔德族当选官员免职、企图剥夺包括伊斯坦布尔市长等人的政治权利等。

“土耳其优先”　与西方交恶

2016年的失败政变也带来了土耳其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转向。在政变发生前，埃尔多安已有意改善此前因土耳其击落俄军机事件而恶化的土俄关系。在政变发生后，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抢先一步通过埃尔多安（比奥巴马早两天），对他表示全力支持。这就大大加深了埃尔多安对其西方“盟友”的疑虑，更加坚定地走上“土耳其优先”独立外交的道路。

此后，埃尔多安与西方渐行渐远。对于欧盟，其2016年阻挡叙利亚难民到欧的协议变成了土耳其宣之于口的对欧威胁，在2020年2月疫怖之初，埃尔多安就曾声言要让百万难民涌入欧洲，一度将以千计难民送到希腊的边境。

在欧盟关心的人权价值问题上，埃尔多安更于2021年退出反对针对妇女暴力和家庭暴力的《伊斯坦布尔公约》（Istanbul Convention），批评公约内容“正常化同性恋”，而当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Charles Michel）和欧盟理事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为此访问土耳其之际，埃尔多安更不给在场唯一女性领袖冯德莱恩座位，要她坐在旁边的沙发上，引起了所谓的“沙发门”（Sofagate）风波。

同一时间，埃尔多安则与俄罗斯愈行愈近。埃尔多安购入俄罗斯S-400防空系统，不惜因此被美国排除在F-35计划之外；他又曾与俄罗斯达成协议，在叙利亚北部清扫一直帮助欧美打击ISIS的库尔德族武装，而且在东地中海地区激化与希腊的领海主权冲突，北约对这些行动的漠视更引发了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2019年“北约脑死亡”的惊人言论。

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埃尔多安并没有加入欧美国家的对俄制裁，反而借机图利，一方面向乌克兰输出无人机，另一方面低价购买俄国能源、吸引俄国资金，并成为制裁商品的对俄转运站。土耳其禁止域外战舰进入黑海的决定，也使西方难以用武力支援乌克兰的海上货运。而在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过程中，土耳其也变成了最大阻力，至今瑞典也尚未能正式加入。

对于埃尔多安的独立外交和“不自由主义”，西方一直以来的态度往往是将他定位成一位“麻烦制造者”，本着自由主义的“政治洁癖”而对他“敬而远之”，并将与土耳其的外交磨擦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使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保持在“好不到哪里去、坏不到哪里去”的模糊状态。

西方还相信“历史终结论”？

克勒奇达尔奥卢的出现，使西方的主流重燃起土耳其回归自由主义的冀望。克勒奇达尔奥卢认为土耳其应该加入以北约、欧盟为代表的“文明世界”，强调多元和包容，他自己就坦言自己是“阿列维”（Alevi）的非正统穆斯林身份，表明若当选将放弃部分总统权力，让土耳其重回议会制，并将尊重欧洲人权法院的决定。在投票日来临之前，克勒奇达尔奥卢也公开批评莫斯科干预选举，似乎预示着其上台将会使土耳其在俄乌战争上更靠向西方。因此，欧美主流媒体，以至欧洲议会中间左翼联盟等政治力量，都对克勒奇达尔奥卢大表支持。

对此，部份埃尔多安支持者已为克勒奇达尔奥达阵营扣上西方政变阴谋的帽子。此刻，埃尔多安看似胜券在握，西方对土耳其变天的希望不只很可能会落空收场，其选前的站队态度更可能会让新一届埃尔多安政府与西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在广义的西方阵营中（包括北约成员土耳其），只重利益不重价值的“本国优先”和抗拒多元的“不自由主义”近年来并非什么新鲜事。美国特朗普政府以至匈牙利欧尔班（Viktor Orban）政府也是这类意识形态的代表。对于此等政治潮流，西方自由主义主流管治阶层的应对手法往往就是“保持距离”和冀望“船到桥头自然直”，假设着这些不自由主义的政客执政只是历史大势的“歧出”，而这些国家的选民最终也会回到自由主义的道路上，正如这次西方主流对克勒奇达尔奥卢所表现出来的期盼一般。

虽然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已经没有太多公开的信徒，但从西方对于埃尔多安这类政客的应对手段来看，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似乎还本着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是历史终结点般的信念去处事。

埃尔多安若然胜选，这在表面上固然是自由主义西方的再一次挫败。但与此同时，这也是让西方的自由主义主流再次反思的契机。如果他们还不切实际地让自由主义价值左右现实政治、继续与埃尔多安这类不自由主义者作区隔的话，最终被现实反噬的将会是他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