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土耳其而言　今年大选或是转折性公投｜专家有话说

5月14日，浙江外国语学院“西溪学者（杰出人才）”、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马晓霖教授，浙江外国语学院经贸产投研究中心主任、前中国工商银行土耳其子行行长陈玉宝研究员在《潮新闻》发表专论，解读土耳其大选。以下内容全文转自《潮新闻》：

5月14日，土耳其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总统及600名大国民议会议员。4名政府公布的合法总统候选人分别是，执政党“共和联盟”候选人、69岁的现任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反对党派共和人民党（CHP）的候选人、74岁的克勒奇达尔奥卢（Kemal Kılıçdaroğlu），58岁的国土党领导人因杰（Muharrem İnce），以及55岁的极右翼ATA联盟候选人奥安（Sinan Oğan）。然而，大选前3天，因杰宣布退出选举，其追随者大概率要转向支持克勒奇达尔奥卢，埃尔多安的压力进一步增加。

上一次大选于2018年6月举行，标志着土从议会制向总统制过渡，埃尔多安获胜。但是，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AKP）自2015年6月以来，首次失去议会绝对多数席位，迫使其依赖盟友巴赫切利（Devlet Bahçeli）的民族主义运动党通过立法。

最新民调显示，埃尔多安支持率已落后于克勒奇达尔奥卢，两人分别为41.1%和42.6%。选举大概率会进入第二轮并于5月28日举行，两人胜负难料，因此14日开始大选可能变成土耳其权力体系和经济、金融、外交政策转折点。

编按：土耳其国营传媒阿纳多卢通讯社（Anadolu Agency）5月14日指，97.45%选票已做统计，分布情况为埃尔多安49.49%，克勒奇达尔奥卢45%。

埃尔多安连任成功的希望大吗？本次选举会不会成为土耳其国家命运的转折点？若克勒奇达尔奥卢上台，土耳其会“往西转”吗？

潮新闻特约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马晓霖和浙江外国语学院经贸产投研究中心主任、前中国工商银行土耳其子行行长陈玉宝，联手为你带来独家观察。

本次大选可能变成“制度公投”

土耳其各党派很早就已启动2023年的选举准备工作。反对派一直主张恢复议会制，而由正发党与极右翼民族行动党组成的人民联盟则认同现行总统制并希望进一步加强。正发党也呼吁反对派参与制定新宪法的立法工作，以免今年（2023年）的选举变成“制度公投”。

早在2021年10月，土耳其共和人民党、好党、幸福党、民主党、民主与开创党以及未来党等6个反对党就开展了“国家政治体制从总统制改为议会制”的谈判。经过4次会议，就包括选举门槛、总统令、财政部援助等 13条议题达成一致。

2022年2月，6反对党领导人签署“加强-改进”的议会制声明。协议概述了该联盟有关政体改革的联合提案，承诺实现民主、人权、法治和权力制衡，旨在彻底改革2018年生效的体制。在强化议会制下，总统任期为7年，限期一届，总统只拥有象征性权力。在新制度下，总理拥有组阁权。反对党还建议将选举门槛从目前的10%降至3%。

2017年修宪公投通过了正发党和民族行动党提出的18项宪法修正案，将议会内阁制改为总统制，使绝大部份权力掌握在总统手中。埃尔多安则在2018年6月总统选举中胜出，成为实行总统制后首任总统。他不仅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领导人，还可继续担任政党主席，有权任命副总统、部长和司法官员，也可不经过国会批准就颁布法令和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可以解散国会。

大选结果或将成为土耳其外交政策转折点

近年来，以土耳其为代表的中等强国强势崛起，引发各方关注。俄乌冲突爆发后，土更是频频亮相国际舞台，扮演微妙角色。鉴于横跨欧亚的重要战略地位，土一直深受全球权力转移以及相关区域的地缘政治动荡和权力真空的影响，游走在与西方传统强国结盟和与非西方大国结盟之间。

但自“阿拉伯之春”风潮以来，土外交政策路线悄然生变。近年来土与美欧国家龃龉不断，其一系列外交举动改变了自身政治与安全传统。埃尔多安致力于建设一个“新土耳其”，在对外战略上，调整传统亲美欧路线，积极插手中东事务并追求主导地位，同时重视发展与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关系，奉行多维度和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这一转变深受土国内政治经济困境的影响。通过制造与欧美的冲突，试图转移国内治理压力。但激进的外交政策反过来也会加大其内部困境，对国家治理能力造成负面后果。一是外交政策夸大安全保障需要，导致付出不必要的成本；二是外交政策导致国家风险增加，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

土最近的外交政策增加了安全保障成本。

以与俄罗斯的S-400导弹交易为例，土未能形成自洽的外交逻辑。作为北约成员国，土与俄签署了价值25亿美元的S-400导弹采购协议。尽管土政府宣称此交易包含“技术转让”价值，但目前还没证实购买S-400导弹对消除安全威胁的实际作用，且这笔交易成本过高。除了购买导弹的成本，土还遭到美国制裁。同时，此举对土与北约成员国长达数十年的安全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土与西方伙伴之间日益严重的裂痕和信任问题，也导致土被孤立在跨大西洋集团之外。

在全球权力转移时期，地缘政治风险和日益上升的政治不确定性，是投资者的主要担忧。

一些中等强国采取对冲战略和约束政策，来缓解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和对其国民经济的影响。然而，土耳其反其道而行，过去10年的激进外交政策加剧了经济脆弱性。在经济低迷之际，这种激进外交政策的局限性突显。对于正义发党和埃尔多安来说，经济问题关系其执政稳定性与合法性。而反对党派“人民联盟”的候选人克勒奇达尔奥卢则公开表示，土首要任务是修复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而不是与俄关系。这表明若克勒奇达尔奥卢当选新总统，将会改变现有的外交政策。

大选结果将决定土能否回归正统货币政策并提高央行独立性。

各国都在政府主导的经济和金融政策与中央银行管理的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矛盾。金融和经济政策主要侧重于实施政策计划，政府通过降低商品和服务价格满足公众舆论需求，通过降低利率来安抚投资者。而货币政策在确定趋势和利率时必须考虑一些因素，中央银行不能随意降低利率，这会导致市场内部的通货膨胀率升高，随之而来的是本国货币贬值和降低投资吸引力，因此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矛盾难以调节，而改为总统制以后的土耳其更是如此。

埃尔多安不止一次批评本国银行在国家遭遇多重经济困难时，仍提高利率以获得不公平利润，认为银行体系被所谓的利率游说集团控制。因此，他以经济良好为由一再降低利率，并多次解职央行行长。同时，他不断强调要与高利率作斗争，认为这是正发党政府20年执政的基石。减息能为土经济实现若干目标，包括鼓励投资，以更低成本提供廉价贷款，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尤其是为企业和投资者提供贷款。但银行也有其设定利率的机制，它们作为“中间人”，接收储户的钱，然后以项目融资或直接现金借贷的形式重新放贷。反对派联盟此前承诺，若大选获得胜利，将回归正统的货币政策，提高央行的独立性。

埃尔多安和执政联盟选情堪忧。

土耳其正在经历贫困化增长。据土国家统计局5月4日发布的《2022年收入和生活条件调查》显示，依照富贫程度依序分为5个级距，20%最富有人群的收入占总收入比例为48%，较2020年同比增加1.3%；最穷困的20%只占总收入的6%，较2020年同比减少0.1%。20%最富有人群的收入与20%最穷困的人群的收入之比从8降至7.6。此外，坚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2022年预估为0.415，较上年增加0.014点。

高通胀以及对官方的数据存在质疑。土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环比增加2.39%，同比统计同比上涨43.68%。4月份年度核心通胀率为45.48%。至此，月度通胀连续52个月持续上涨。但据独立的通货膨胀研究小组（ENAG）的数据显示，土4月份年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通胀率）为105.19%，月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通胀率）为4.86%，远高于官方数字。政策利率与整体通胀之间的差距（实际负利率）扩大至 35个百分点。当前核心通胀与政策利率之间的差异为 36.9基点。土成为G20通胀率最高的国家。

贪腐现象严重。十年埃尔多安执政期间，土贪腐现象逐渐加剧，2022年创下最差劲的数字，清廉指数在180个国家中滑落至第101位。继2021年土被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列入灰名单后，2022年延续下滑趋势，因素包括大量未登记的资金进入该国，并在俄乌战争、司法机构政治化、民主领域缩小以及对反对派的镇压后增加。

黑手党领袖言论严重破坏执政党形象。土黑手党领袖佩克（Sedat Peker）最近在社群媒体爆与埃尔多安关系密切的内阁首长、前高官或他们身边人的料，指控内容包括性侵、贩毒、杀人、贪腐等，吸引数以百万计民众围观，震撼土耳其社会，引发在野党穷追猛打。

埃尔多安的支持率已从地震后出现的下降态势转为上升，不过，还是被克勒奇达尔奥卢反超。此前多种预测表明，选举第一轮结束时埃尔多安的得票将低于50%。海外选民和青年选民的投票将比预期更具决定性。最近民调数据显示，高通胀和土耳其里拉贬值严重影响收入，尤其是构成执政党选举基础的工人和中产阶级的收入。

此次大选埃尔多安需要面对空前团结的反对党联盟，该联盟希望延续2019年地方选举时的合作经验，在首都安卡拉、伊斯坦布尔以及其他城市击败正发党推举的市长候选人，尽可能获得更多的议会席位。同时，土当前低迷的经济状况以及地震造成的巨大破坏，也增加了选举的不确定性。通过近几次的民调数据也能看出此次大选的胶着，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大选结果如何，都会使土耳其经济发生波动，土耳其也将迎来新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