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师、流亡领袖与性丑闻：达赖喇嘛为何引发西方舆论内战？

4月上旬起，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陷入了舆论漩涡。

事件起于4月10日，达赖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对一段影片中，达赖亲吻印度小男孩、并向对方表示“吸我舌头”的行为表示歉意，“尊者经常以天真和玩闹的方式逗人，甚至在公共场合和镜头前也是如此，他对此事表示遗憾。”然舆情并未就此平息，反而愈演愈烈。

首先是西方舆论场，媒体普遍转载了达赖的道歉，引发不少网民抨击达赖“恋童癖”、“性骚扰儿童”；部分媒体在报道中暗示，达赖此举出自西藏传统文化、而非性诉求，“在传统西藏文化中，吐舌礼是人们向对方表达最高敬意的一种方式。”但这一叙事同样引发批评，例如总部位于德里的HAQ儿童权利组织便向CNN表示，“有新闻提到西藏文化中有吐舌头的行为，但这段影片显然与任何文化表现无关；就算真的是文化表现，那也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接著是中国舆论场。达赖的相关消息向来会受互联网管制，无法顺畅流通，此次却无阻曝光，自会引发诸多讨论。有鉴于达赖此举确有争议，加上西藏与中印议题的政治属性，网友自然一面倒批评达赖；虽说中国官媒未正式论及此事，但媒体人胡锡进已连发数篇评论，既批评达赖，也抨击西方媒体罔顾事实，同时跟进点评达赖此前的类似争议，包括在2016年公开抚摸美国歌手Lady Gaga的大腿遭到对方制止，以及在2018年抚摸英国女孩Tilly Lockey的上臂，并称达赖“显然已非初犯”。

平心而论，从过往的舆论生态来看，中国网友与媒体人抨击达赖并不意外，真正有趣的是，西方舆论与媒体似乎为此开打内战，展演了左右互博的残酷拚杀。

西方如何描绘达赖

回顾此前，达赖在西方社会的形象可谓一派光明。其不只是一位藏人、藏传佛教僧侣，在不同政治人物、荷里活明星的表述间，达赖是“我们的一员”，是精神上的父亲、伟大的朋友、来自禁地的特殊存在、非暴力的烈士，虽流浪多年，却一贯笑容和煦、充满智慧。然这般形象不是一夕成型，而是受到政治与市场需求的雕塑。

达赖在西方的初登场，可以回溯至1960年代前后，特别是其1959年逃离中国、流亡印度后，诸如《时代杂志》等报刊通过摄影，将达赖带入了西方读者视野。彼时的达赖年纪尚轻，面对镜头笑容灿烂、体态优雅，穿著有别于周遭随从，对多数西方读者来说，初入眼帘的达赖涵纳了各种模糊元素：东方、贵族、神秘宗教、流亡人士。

然而时值中美苏大三角变化前夕，中苏交恶逐渐浮上台面，中美联系则私下进行。在此背景下，西方媒体尽管报道达赖、向读者介绍其存在，却不愿过度讨论西藏问题，也不愿将达赖单纯形塑为政治人士，因为在现实政治场域，美国正准备缓和对华关系，过度消费西藏问题可能导致计划生变。故综观1960年代乃至1970年代，达赖在西方的媒体图像呈现，更多是穿著长袍、手持法器、主持仪式的宗教人士，而非领导“西藏事业”的政治领袖。

此一时期报道达赖的媒体，除了部分主流刊物外，还有许多欧美佛学报刊与杂志，例如《Shambhala Sun》（现已更名《Lion's Roar》）、《Buddhadharma》与《Tricycle》，其读者多为欧美佛教徒。从结果来看，此一时期的达赖未能让“西藏事业”打入西方主流，却在传媒有意识的牵引塑造下，成功奠定自己在西方社群的“宗师”形象。

1980年代起，中美关系出现杂音，联合抗苏的需求也不再如过往强烈，美国开始提取达赖被覆盖许久的政治形象，有意在西藏问题上形塑舆论战线。此一时期，西方媒体不再执著过往的“宗师”议程，而是转为强调达赖的政治身分：流亡政府领袖。当然，多数西方读者对于中国的想像依旧陌生，更不知道西藏问题的来龙去脉，自也就对各方的确切争议及诉求不求甚解。但西方媒体同样无心于此，其最高目标，就是让读者一见达赖脸孔，便直觉联想“被压迫的西藏”，西方媒体当然知晓读者多对于西藏历史兴趣缺缺，但在其议程塑造内，西藏本就不是应该深入探讨的话题，而是一个扁平符号，与政治化的达赖血脉相连。

而这一议程迎来的第一高峰，便是1989年达赖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借由这一仪式，达赖的“西藏事业”被确立为西方政治正确，其本身则被上升到近乎纯洁的圣人地位：争取民族独立、反抗独裁压迫、阻却人权侵犯，沧桑浪漫又一片冰心。简言之，当诺贝尔奖对达赖进行“加冕”，后者的舆论待遇便注定会不同以往。

与此同时，两部1990年代电影强化了达赖的政治形象。首先是1997年的《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其改编自奥地利登山者哈勒（Heinrich Harrer）的同名作品，讲述其于1944年至1951年在藏生活、并与年轻达赖结识相处的岁月。片中一幕呈现，因为担忧杀死蚯蚓，故西藏苦力拒绝继续挖土施工，达赖随后告诉哈勒，西藏人民相信所有生物都是前世的母亲，所以不能伤害任何有生命的东西。当然，只要观察西藏诸多宏伟佛寺，便能知晓这般情节不过是东方主义的诡异展演，就连支持藏独的西藏流亡作家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都批评“藏人看到会觉得荒唐可笑”，却仍有不少西方观众为此感动。

接著是1997年的《活佛传》（Kundun），其本质上便是达赖的个人传记片，不仅西藏流亡政府成员参与制作，达赖本人亦多次同导演会面讨论剧本。与《西藏七年》类似，电影同样强调宗教的东方主义元素，例如旁白开场称“在战火纷飞的亚洲，西藏人一千年來一直践行非暴力活动。”更重要的是，《西藏七年》与《活佛传》都以“中国入侵西藏”为叙事主轴，形塑了藏人爱好和平、共产党冷酷无情的对照框架，并强调中国统治对西藏造成的破坏，以及达赖坚持和平谈判的理想光环。

达赖形象何以崩解

综上所述，达赖之所以能在西方拥有无数正面脸孔，从佛教宗师、流亡领袖到宛如甘地（Mahatma Gandhi）般的非暴力圣雄，其实离不开国际政治的宏观背景，以及媒体配合的精雕细琢。

正因如此，此次“性骚扰儿童”的丑闻疑云爆发后，西方舆论场难免陷入歇斯底里的精神分裂，且自我厮杀得比任何地方都严重。在部分人看来，诸如性丑闻这般负面标签，应当是象征邪恶的中共官员专利，代表光明的达赖绝无可能沾染，故有部分舆论第一时间选择替达赖辩护，结果却让事态愈演愈烈。

首先，部分人士指称影片经过变造，意在丑化达赖形象，是“中共惯用伎俩”，然报道此事的西方媒体无一提出此类控诉，这一攻击自然无法持续。接著，又有缓颊声音表示，达赖不过是与儿童玩耍时，开了“无伤大雅的玩笑”，西方媒体却争相报道达赖“道歉”，显然有所偏颇。但从结果来看，此一说法依旧不能平息西方舆论怒火。

而后部分声音决定从文化场域入手，方法就与《西藏七年》等片的东方主义如出一辙，强调“吐舌礼”是西藏传统，并抨击西方媒体、谴责达赖者，“是以西方视角来扭曲解读藏族的传统文化”。但此说反而招致更猛烈批评，部分舆论反击称，“吐舌”不等于“要求孩童吸吮舌头”，更有部分舆论借此讨论，藏传佛教的部分实践究竟与儿童性剥削有何差异？少数西方网友更联想到“将农奴做成法器”的残忍过往，愤而直斥西藏与藏传佛教野蛮。简言之，“尊重文化差异”这一说词，明显是发挥了反效果。

而从政治视角来看，不论达赖此举的真实动机为何，这次风波意外凸显一大现实：伴随西藏情势稳定，独立与人权议题的操作空间渐少，西方似乎不愿再如过往般，费心维系达赖的形象工程。

论起舆论管制，中俄等国通常是各界的首要想像；但外界其实忽漏了，只要西方有意进行舆论工程，其管制与包装力道同样可以排山倒海，否则如达赖办公室声明所述，“尊者经常以天真和玩闹的方式逗人，甚至在公共场合和镜头前也是如此”，代表这或许不是达赖首次对儿童“开玩笑”，那么何以多年来“玩笑”都只是“玩笑”，没有成为舆论哗然的“性丑闻”？无独有偶，2016年达赖抚摸Lady Gaga大腿遭制止的片段，何以未在当年发酵，而是待到今日才一并被翻出，连带成为话题？

当然此次仍有部分西方媒体展现维护立场，但也仅止于暗示西藏有“吐舌礼”，而非直接下场参战，部分西方媒体更是借由采访学者，指出西藏文化并无“要求孩童吸吮舌头”这一传统，显然是想搭起舆论防火墙，避免自己同达赖玉石俱焚。如此态势，明显与1990年代前后，达赖获诺贝尔奖、参与《活佛传》的众星拱月氛围相去甚远。

而上述现象，除了反映西方对西藏议题的意兴阑珊，或也折射出西方“人权青年”的世代交替。如前所述，达赖是1980前年代起，才被西方舆论场积极政治化，当年的青壮世代或多或少都受此氛围浸染，对达赖留下了绝佳印象，同时对自己从未涉足的西藏寄以同情；但对如今的互联网“人权青年”来说，其更关注身分政治相关话题，为了难解的种族与性别辩论镇日纠缠，论及时事，也是俄乌战争更有流量。在其看来，新疆、阿拉伯之春或许都有些许过时，更何况年代久远的西藏议题？而互联网舆情的沸腾，也多少会令西方媒体有所顾忌，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维护达赖。

归根结柢，是西方政治与舆论市场的需求变化，导致了达赖的形象流转。眼下中美博弈仍在继续，但西藏已非主要战场，达赖的“完美无暇”自也就无关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