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司法的讽刺：堕胎权之争又再登上最高法院？

去年美国最高法院废除有50年历史的堕胎权宪法权利保障之时，法院的保守派法官们原意是要“忠于宪法原文”，纠正50年前法院“以司法取代立法”的错误，将宪法并无明文提及的堕胎权利之存废归还各州政府决定，不再在全国层面提供保障，希望在法院的层面去除相关政治争议，让法律回归法律、让政治回归政治。然而，判决落实不足一年，堕胎权的争议很可能又要交由最高法院作裁判。

耶降受难日的相反判决

在复活节前的耶稣受难日（4月7日），得州和华盛顿州的两个联邦地方法院分别对于堕胎药“米非司酮”（mifepristone）的使用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裁决。得州法院由特朗普委任、原本是反堕胎组织人士的法官Matthew J. Kacsmaryk，不顾该药物2000年批准使用以来的安全证明，一举否定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对米非司酮的专业判断，认为其不符合《行政程序法》（APA）的规范，中止了该药的使用批准，七日内将在美国全国禁用。

另一边厢，华盛顿州另一位由奥巴马任命的法官Thomas O. Rice，则同意代表17个民主党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检察长的申索，禁止FDA在这些州份或特区实施比现时更严格的米非司酮使用限制。在字面上，至少在这17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两个判决完全相反，让人们无所适从。拜登当局已迅速在4月10日在包括得州在内的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并向华盛顿州法院要求澄清两项相反判决要如何执行。

有保守倾向的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到4月12日为此案作出了初步的判决，以申诉人对FDA审批质疑早已超越6年“消减时效”为由，叫停了原本得州地方法院发出的全国禁令。但对FDA在2016年将米非司酮的使用时间由怀孕7周延长至怀孕10周，以至去年容许药房零售该药的更动，法院则维持原有判决。

在两个判决矛盾未解的背景之下，这些官司无可避免最终也要交由最高法院决定。

法律取代科学？

得州地方法院的判决，是美国法院首次以法律判断取代科学判断反驳已获批药物使用的案例。该案的申诉人是几个月前才成立的组织，本身并没有因为米非司酮的使用而有任何损失，根本连控告FDA的资格也没有。但他们却利用了得州近三成联邦地方法院只得一名法官的漏洞，让他们可以借提诉地点间接拣选对自己案件有利的法官，使这宗案件几乎是未审先判。（相较之下，华盛顿州案件的法官是随机指派的。）

根据《纽约时报》的调查，过去超过30年、过百个对米非司酮和另一堕胎药米索前列醇（Misoprostol）的学术研究都证明了药物堕胎的安全性。综合而言，药物堕胎造成严重并发症的风险为0.31%，高于手术堕胎的0.16%，却远低于分娩的1.4%——药物堕胎比生育更安全，也是华盛顿州案中民主党多州政府的法律理据。而根据FDA的数字，从2000年至2022年6月，美国有接近560万宗药物堕胎案例，当中有28个死亡事例，其死因也不必然出自药物堕胎本身。

得州案件的申索人，在众多医学研究之中，却找来了一个来自芬兰的研究，当中提及有高达20%药物堕胎病人需要寻求医生跟进，不过当中却包括了药物堕胎本来就会出现的流血现象。该研究的其中一个作者已表明这是误读数据，称申索人只选择自己喜欢的结果，“是纯粹的废话”。但处理此案的得州法官Kacsmaryk却站到了这“纯粹的废话”一方，在其判决中更以“堕胎主义者”（abortionist）等用词去形容支持妇女选择权的人，带有明显的偏颇立场。

由于药物堕胎占美国堕胎数一半以上，这个偏颇的判决如果生效，将会收窄对妇女选择权持开放态度州份的堕胎权，也让禁止堕胎的妇女更难跨州堕胎。虽然妇女还有另一种药米索前列醇可单独使用，但有研究显示，单独用药的成功率不及两种药物同时使用，而且有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副作用。

法院政治化潮流不止

显然地，如果最高法院废除堕胎权宪法保障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想让法院能避免这种道德议题的政治化（值得注意的是，这本身也是一个政治考量），这可算是彻底的失败。除了上述得州和华盛顿州两宗案件最终无可避免要重新回到最高法院寻求解决之外，各州不同堕胎法律的争议也一直风起云涌，从无止息。

其中一个案例就是4月4日威斯康星州（Wisconsin）州最高法院一席出缺法官的选举。该选举最终由自由派候选人Janet Protasiewicz胜出，一举扭转过去十多年保守派占多数的局而。Protasiewicz的竞选策略，完全撕破了过去法官候选人避谈具体法律立场的惯例，以支持堕胎权为竞选旗号，使之与一般政治职位的选举无异。该选举更变成了美国史上两党花费最多的法官选举，将法院政治化的恶劣趋势展露无遗，而Protasiewicz靠着明确的政治主张胜选，也将带动法官选举全面政治化的风气。

在堕胎权宪法保障尚存之际，相关的法院政治化只能集中在对宪法解读有最终裁决权的最高法院，如今宪法保障被废，堕胎权之争则碎片化散落各州，导致美国整个法院体制更进一走向政治化，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最大的讽刺。

无独有偶，在最高法院的政治倾向使该院民望跌至最低落之际（盖洛普2022年9月数字），黑人保守派大法官托马斯（Clarence Thomas）最近也被爆多年来受房地产大亨、共和党金主克罗（Harlan Crow）资助豪华旅游，一个行程价值动辄数十万美元，远超其一年28.5万美元的收入，更多年来未有申报。

当然，这在字面上未有违反最高法院法官以往被认为应当参考的守则，但根据《经济学人》和YouGov的民调，有 58%美国受访者不认同托马斯收受礼物，认同者只得24%，可见事件只会使法院的名声再往下走。

法院并没有刀枪，只能依靠民众的尊重而存在。政治化的风气，以至部份法官在判决上明显的偏颇和私德上的缺失，只会再加削弱法院的权威。在这次得州和华盛顿州两个堕胎药判决出炉后，美国已有舆论猜想拜登当局会否不执行法院的决定。随着法院权威的消减、法治被政治取代，美国司法的礼颓乐坏只会继续恶化下去。对此，唯一的解药就只有法官们的“自律”，但从得州法官Kacsmaryk到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胜选人Protasiewicz，再到托马斯的事例看来，祈望法官自律似乎只是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