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斯康星最高法院选举取代司法：美国法治沦为“未审先判”？

在特朗普纽约曼哈顿法院接受“揞口费”案传讯的同一天（4月4日），威斯康星州（Wisconsin）也进行了州最高法院一席出缺法官的选举。在不属选举年的2023年，这一场在摇摆州的法官选举被认为是本年最重要的两党对决。两党竞选开支超过4,000万美元，成为美国法官选举史上之最。

司法公义与民主选举往往有着本质上的对立。司法公义的基础是对事实的追求和对法律条文的中立解读；民主选举却是一般民众所知、所感、所好的意愿表达。前者以理性为前提，后者则以意欲为动因。因此，以投票方式选举法官，在世界各国皆属罕见，在美国却是常规，有21个州的高级法官由直选产生，另有17个州要求被任命的法官在上任后面对保留职位的人民投票。

在泛政治化没有那么严重的过去，美国的法官选举长期处于“非政治化”的状态。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迟至1990年，威斯康星州的各选区中，法官当选人与该区总统选举胜选人的政党忠诚几乎号无关系，到了2020年两者的结果则变成了明确无误的正比例。

以往（甚至是在今天大多数的地方法官选举中），选民在选票上往往认不得法官候选人的名字，也不会计较这种形式上“无党籍”的候选人有何两党政治倾向，很多席位甚至是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当选，而当选者谁属往往较看重当地的执法和检察人员的意向。

但在近年两党相争愈演愈烈的政治趋势之下，加上长年由保守派控制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倾向将权力下放到各州（例如去年其废除联邦坠胎权保障的判决，就将堕胎权之争的战场转移到各州政治之中），州法院的政治意向就变得愈来愈重要。

得法院即得天下？

此情在威斯康星州尤甚。过去十多年，由保守派法官占多数的最高法院一直拒绝否定共和党人设下的严重不公竞选分区，导致民主党几乎是每选必败。在其表现较好的一年，如2018年，民主党州议会候选人得票52.99%，在议会99席中则只获36席；在其表现较差的一年，如2022年，其得票比例为44.6%，议席数则只得35。得票与席位完全不成比例，而共和党人则能凭四成多的选票去控制六成多议席的大多数。

这种不公平的选区划分，更有可能影响了选民的投票倾向。相较于全州分成不同选区、一区一席的州议会，全州同一个选区的州长、州检察长、州务卿等职位在2022年全都由民主党胜出。这种情况就使共和党在州议会长期占有六成多数的状况更难被合理化。威斯康星州的选区划分更被人评为全美最不公。

而该州的最高法院不只在选区划分上明显支持共和党，在政府施政上亦如是。由于该州过去数年都处于州长是民主党、州议会是共和党的情况，该州的共和党组织就多次透过法律诉讼去限制州长权力，而最高法院也几乎完全配合——例如该院在2020年就否定了州长对预算案的逐项否决权，该权早在1935年确立；在2022年，该院又让由前共和党州长委任的官员在任期结束后继续保留职位，阻碍民主党州长的政策推行。

在2020年大选之后的选举争议之中，作为关键摇摆州，威斯康星的最高法院更是唯一一个愿意接纳特朗普方面废除选票呈请的同等法院。最终，该院的4比3保守派多数有1位保守派法官以呈请申诉太迟的程序问题为由，跟3位自由派一起否决呈请，才使威斯康星州的投票结果没有被推翻。

到了去年联邦最高法院否决堕胎权保障之后，威斯康星州从1849年（美国内战之前，当时女性还要等70年才有投票权）遗留下来的禁止堕胎法就成为了自由派和保守派对簿公堂的重点。堕胎权之争使威斯康星州的最高法院更为政治化。

毫不掩饰的政治斗争

4月4日选举要替补的是一位保守派法官的席位出缺。保守派的候选人是曾补上另一位保守派法官剩余任期五年的前州最高法院法官Daniel Kelly，自由派的候选人则是威斯康星的一位县级法官Janet Protasiewicz。

Kelly口中不谈在堕胎、选区划分等议题上的“个人价值”（相对于“法律判断”），但他的立场却透过过去的个人网志展露无遗，完全是极端保守派的那一套（例如，他认为１堕胎等同杀人；堕胎权是民主党保护“性放荡主义”的手段等等）；在2020年的选举争议中，Kelly更曾建议共和党人不顾特朗普败选的事实，提出自身的总统选举人名单，有意图推翻拜登当局结局之嫌。

Protasiewicz则完全放下了司法正义的面具，拒绝跟从美国各级法官候选人普遍避谈潜在法律争议立场的惯例，从一开始就公开表明自己支持女性的堕胎选择权，批评威斯康星州现有的选区划分是一种“舞弊”。虽然她声称这些意见只是她的“个人价值”，不会以此为其日后审理案件的基础，但大家都心中明白这些所谓“个人价值”将会是明日潜在诉讼的结论——这可算是一种“未审先判”的立场宣示。

对于自己这种以政治先行、司法公义次之的态度，Protasiewicz则表示，自己不会像Kelly一般让选民从字里行间解读、作一番仔细调查才知道候选人的价值，间接批评后者避谈政治立场只是虚伪的掩饰。

如果Protasiewicz胜选，她将有长达10年任期，一举扭转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过去十多年由保守派控制的局面。这不只让州最高法院能在未来驳回1849年的堕胎禁令，保障该州堕胎权，更能在其他预期快将出现的案件当中，迫令共和党人以更公平的方式重新划分现有选区，就算赶不及在2024年大选前成事，也能影响日后这个重要摇摆州的选举结果。而且，如果未来再次出现2020年般的“选举舞弊阴谋论”，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也能扮演最终的守尾门角色。

出于以上种种原因，这场州最高法院法官的选举就成为了本年美国全国最重要的选举之一。民主党早就将资金大举输送到Protasiewicz的竞选活动之中，让后者能以候选人身份廉价大卖广告；虽然Kelly背后的共和党人后来追赶，却追不上民主党的攻势。根据分析，虽然两党选举投入资金相差无几，但在选战最后几周，Protasiewicz的广告数量是Kelly的三倍。

最后，Protasiewicz在95%选票已完成点算之后，以11个百分点的差距大大领先Kelly。双方胜负分明，Kelly也不得不承认落败。

司法政治化的滑坡

这一次Protasiewicz凭着毫无遮掩的“司法政治化”而大败对手，很可能会变成了全美各地法官选举的参照对象，进一步加速和加剧美国司法的政治化。讽刺的是，Protasiewicz之所以能在竞选期间大张旗鼓宣传其政治倾向，全赖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多数2002年基于宪法言论自由保障的判决——只要法官候选人不提具体判决，他们就能享受表达政治意见的自由。

在世界各地，不同国家也有泛政治化所造成的政党政治对立。不经民选、大体上由法律专门人士推举的法官们，往往是抑制无止境泛政治化恶果的把关人。然而，在泛民主化、泛选举化的美国，其普遍的法官选举体制却为法院的政治化提供了最佳的土壤。在今天的政治趋势之下，美国的司法公义将会一步一步被选举政治所取代，基于高尚原则的法治精神外表也将愈来愈难保存，剩下来的就只有赤裸裸的政治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