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龙冯德莱恩联袂访华　突显德国欧盟大哥地位旁落？

根据爱丽舍宫的消息，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将会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于4月5至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将会以乌克兰问题为主打，并会讨论战略问题和国际危机、面对重大全球挑战的合作，以至中法经贸关系等议题。马克龙表明，法国并没有欧洲的授权，因此邀请能够代表欧洲的冯德莱恩同道，以发出欧盟的统一声音。

这次马克龙访华，一方面有代表法国的层面，另一方面亦带有代表欧洲的象征，让人想起2019年习近平在巴黎与马克龙、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和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的中欧“四巨头”之会。

当时的跨大西洋关系因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而每况愈下，“四巨头”的巴黎会被视为维系多边主义、中欧关系以至欧洲自主的象征。

今天的国际形势当然恍如隔世。俄乌战争和大西洋主义者拜登（Joe Biden）掌权重新拉近了欧美之间的联盟关系。中欧之间在人权问题上的互相制裁、台湾问题，以至中国在俄乌战争上较为亲俄的立场，也使中欧关系陷入低位，短期内除了商界持续合作之外难望改善。

值得留意的是，相较于2019年的“四巨头”会面，这次马克龙和冯德莱恩明显是代表欧盟向中国说话的行程之间，德国总理朔尔茨（Olaf Scholz）的缺席显得特别突兀。

朔尔茨为何缺席？

当然，朔尔茨去年11月已经访问过中国，期间虽然博得中国发出可被视为针对普京（Vladimir Putin）的、更为明确的反对核武表态，却以两国的贸易和投资为主打。当时欧洲政界风传马克龙曾要求与朔尔茨同道访华，以欧盟代表的姿态与中国讨论国际大局，特别是俄乌战争的问题，却未得朔尔茨同意。原订在朔尔茨行前举行的德法政府峰会亦遭押后，突显出法德的不和。

朔尔茨独访中国与马克龙联同（德国籍的）冯德莱恩以欧盟代表的姿态访华相比，其实已显示出德国以往“欧盟大哥”的地位已出现了深刻的变化。

虽然在经济实力上面，德国无庸置疑是欧盟首位，但决定欧盟整体政策走向的布鲁塞尔政治却是出奇地讲究人际关系和个人手段。不少重要决策也是由各国平起平坐的官员在密不透风的欧盟会议室中面对面紧密磋商而成的。掌权16年的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就是这种政治操作的表表者，凭着以妥协谋求共识的决心、坚持谈判到底的意志以及其科学家背景对政策细节的掌握，再背辈德国的经济实力，默克尔由此使德国变成了欧盟的实际话事人。

相较之下，2021年8月接替默克尔的朔尔茨却完全没有此等决心、意志和能耐。某程度上，德国在朔尔茨超过一年的管治之下，更陷入了某种孤立主义之中。

德国式的孤立主义

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之下，德国过去坚定不移的对俄能源依赖已变成了欧盟层面的“政治原罪”，不只被以波兰为首的东欧国家屡次严厉批评，连西班牙等不仰赖俄罗斯天然气的国家也曾有过不应为德国依赖俄气的恶果埋单的抱怨，而法国更有了高举自己全面发展核电政策的契机，将正计划全面废核的德国比下去。

虽然朔尔茨在普京进军的前几天毅然叫停了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的审批，在俄军开战后更表明德国正遇上“时代转折点”（Zeitenwende），但德国的后续政策没有“将功补过”，更没有显示出任何重建德国“欧盟大哥”地位之意。在对乌军援的问题上，德国一直被波兰，甚至是法国等国“牵着鼻子走”；在去年秋冬能源短缺危机似正迫近之际，德国也利用自己的“财雄势大”，独自推出2,000亿欧元补贴，被欧盟各国认为是只顾自救而不顾邻国利益。

最近的一场欧盟能源政策之争，就将朔尔茨这种“德国式孤立主义”展露无遗。欧盟减排政策的其中一大目标，就是要在2035年起禁止新的内燃机汽车销售，以鼓励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该项政策到本年3月已得到27国领袖、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的同意，最后的各国能源部长共识基本上只是“走过场”，让一众高官再有一个在镁光灯下刷亮自己减排招牌的机会。

然而，由于朔尔茨三党联盟政府中的自民党（FDP）最近地方选举不利，该党既掌交通部，其基本盘也包括了不愿放弃内燃机动力的民众和商人，德国竟然在最后一刻才拒绝支持该政策，要求保留内燃机，为以再生能源合成的汽油（称为“e-燃料”）留下空间，完全漠视欧盟政策制定的不成文规则和惯例。其他本来只为“跟大队”而非真心支持废除内燃机的国家也因此有所动摇，导致这项重要欧盟减排政策几乎丧于朔尔茨的国内政治计算之上。

讽刺的是，到了3月28日，德国扰攘一番之后，竟然又重新支持原有禁止新内燃机汽车的政策，只以“日后”再欧盟通过有关“e-燃料”的特别豁免的妥协保留住一些“面子”——这种特别豁免要再次得到欧洲议会等机关通过，而欧洲议会早已表明不会再重新审视这项政策，此前更两度否决这种豁免。

这场“内燃机汽车”小风波，一方面体现出朔尔茨政府对欧盟大局的兴趣缺缺，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德国再无主导欧盟政策走向的“大哥”地位。

除了这种将目光放回国内的半孤立主义转向之外，在欧盟外交政策之上，德国的内部分歧也决定了朔尔茨难以在全盟层面扮演领导角色。

例如在对华问题上，朔尔茨的社民党（SPD）似乎依然是走着过去的重商主义路线，以保证德国商品的对华出口等商界利益为主要考虑；但其执政盟党绿党，却是以所谓的“价值观外交”为主打，走上对华强硬的路线；在野的基民盟-基社盟（CDU-CSU）则正在修改默克尔遗留下来的“以贸易带来改变”（Wandel durch Handel）方针，其对华政策的最新草稿表明以经济合作保证和平“对俄罗斯而言已经失败，对中国也是愈来愈（走向失败）”，声言要有“对华政策的时代改变”。

国内分歧，再加上朔尔茨的无意、无力甚或是无能，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好一段时间内，德国在欧盟整体的主要政策路向上只会是一个追随者，而不是领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