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一周年｜普京的战争意图已不再重要？

在俄罗斯乌克兰战争2月24日踏入一周年的前夕，普京于莫斯科时间2月21日中午发表了其对联邦会议（即国会两院）的国情咨文讲话，内容除了一贯针对西方和乌克兰“新纳粹”的批评外，对于乌克兰战局的走向可算是毫无着墨，只提出暂停执行与美国签订《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整个讲话主要篇幅也聚焦国内政策。

回顾俄乌开战之前，同一个法定年度国情咨文演讲并没有进行。取而代之的是，普京在该年2月21日宣布承认乌东两州“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与“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并在24日宣布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有论者就认为，当时欧美和俄罗斯都普遍预估乌克兰守军将会迅速溃败，普京的设想大概是想押后国情咨文演讲，将之营造成“庆祝胜利”的盛会。

但这一天却迟迟未至。

战争双方实力都“不如预期”

战争持续一年之后，普京的成绩表正面一点来说也只能算是“好坏参半”。一方面，俄军的表现远远不及预期，无论是去年4月放弃多路攻势转而集中攻打乌东顿巴斯（Donbas）、9月局部动员至少30万人入伍、同月以公投手段“法理吞并”乌克兰四州，还是10月开始的能源基建攻势、冬季针对欧洲的能源战、踏入2023年后发动的新攻势，种种尝试都没有改变开战初期以来俄乌之间长期的整体消耗战僵持形势。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欧美及其盟友的“极限制裁”也没有对俄罗斯经济造成预期中的打击。俄罗斯2022年经济只收缩2.1%，本年更预期有轻微增长；针对俄国石油的限价令看似将其原油价格限于每桶60美元之下，但俄国石油亚洲买家的交易数据并不透明，公开资料未必能反映实际情况；而且，在全球大部份人口所在的国家都没有加入对俄制裁的背景之下，俄罗斯民众的物质生活并没有因此变得贫乏，只是少了一些人们以往习惯的部份西方品牌而已。

换句话说，俄军的实力远远不如预期，但西方的制裁也不怎么样。

在西方援乌之意未改、乌克兰人抗俄之情未减、俄罗斯底气仍在的困局中，各方至今都依然认为自己有最终获胜的可能，于是战争看似只能无了期的打下去，甚至将一种去年中以来双方偶有攻守的僵持局面变成常态。

2023年才刚开始了不久，不少战争观察者，诸如美国海军分析中心（CNA）俄罗斯研究计划总监Michael Kofman等人，已预言战争将会打到2024年。

对于乌克兰的意图，外界都了然于胸：无非是争取“脱俄入欧”、加入欧盟和北约、得到西方的长久安全保证，并且在战场上将俄军赶出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乌克兰全境，迫使俄罗斯以败者身份接受战争赔偿、战争罪行审判等终战要求。而欧美各国虽然对乌、对俄态度各有不同，但其意图的实现都只能以乌克兰的意图为前提。

但，普京的战争意图到底是什么？

在普京开战之前和开战以来的种种发言之中，他的说法可谓五花八门。其一是要保护顿巴斯俄罗斯族人口的权利和安全，免受“新纳粹”“反俄罗斯”的乌克兰执政者打压。其二是要阻止北约东扩，以保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其三是要乌克兰留在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接受“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性”，阻止乌克兰民族认同发展成一种“反俄罗斯”的概念。其四是要将乌克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这似乎牵涉到推翻泽连斯基政府。如此种种，其他细项不能尽录。

保护顿巴斯俄罗斯人？

在保护在乌俄罗斯族人口权利的层面，从动机上看，普京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即使普京经常引述的顿巴斯冲突1.3万死亡人数，绝大部份其实也发生在2014、2015年分离主义武装与乌克兰政府方面的激战之间，数字包括双方死亡，亦以武装人员为主体，并非如俄方宣传所暗示般单指乌东俄族平民；然而，自2014年乌克兰亲欧示威冲突踢走亲俄总统、克里米亚事件、乌东分离主义战火爆发之后，乌克兰的亲欧政府的确落实了一连串的“崇乌贬俄”政策。

2015年的“去共产化法律”通过之后，乌克兰地名、交通场所指示全面去除俄化，只保留乌克兰语和英语，包括乌东顿巴斯地区在内的公共机构只能以乌克兰语作沟通。

2016年、2017年，乌克兰通过多项法律，为电台、电视台的广播设立乌克兰语比例的规范，明显是用以减少俄语的普及度，巩固乌语作为唯一国家语言的地位，同时也规定教学语言只能使用乌克兰语或欧盟各种官方语言，将俄语排除在外，此法也受到欧盟机构批评属歧视俄语。

2018年，乌克兰宪法法院认定2012年由亲俄政府通过、保障俄语等地方语言权利的法律“违宪”。同年，乌克兰民族主义叙事发源地之一、位于西部波兰边境附近的利沃夫州（Lviv Oblast）更曾试图立法禁止俄语电影、书籍、歌曲的公开展示，最终被法院驳回。

2019年的《关于确保乌克兰语发挥国语作用法》则规定在超过30个公共生活范畴优先使用乌克兰语，当中包括公共行政、媒体、教育、科学、文化、出版、广告、公开活动、医疗等等，该法为克里米亚鞑靼语、英语和欧盟各种官方语言提供不同豁免，却同样将俄语排除在外。到俄乌战爆发后的2022年，乌克兰更禁止俄罗斯公民印刷书籍、大体上禁止俄语书籍进口、限制电台电视的俄语音乐播放等。

在此，虽然普京对乌“出师有名”，但其2014年和2022年的两次“出师”都明显加剧了乌克兰的去俄化，得到了反效果。而且，其保护俄族人的意图，也解释不了为何普京要争夺乌克兰南部以乌克兰族人口绝大多数的赫尔松州（Kherson Oblast）和扎波罗热州（Zaporizhzhia），并以明显属“走过场”的战时公投方式，将它们收入俄罗斯联邦的领土之中。

制止北约东扩是主因吗？

阻止北约东扩，特别是阻止乌克兰最终加入北约，也是普京早已明确提及的意图。早在2021年底俄罗斯陈兵乌克兰边境十余万人之际，俄国就公布了两份文件，要求北约和美国签字保证不会容许其他未加入北约的前苏联国家加入北约，并从1997年后加入北约的国家（包括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等）撤除驻军，禁止北约在乌克兰、其他东欧国家、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进行军事活动，变相承认这些地区属于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这些条件最终当然没有得到北约接受。于是，普京其后的开战决定就被以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现实主义者归因于其对“北约东扩”的回应。

但制止北约东扩真的是普京去年决定开战的最主要目的吗？

首先，普京在开战之前似乎已经同意乌克兰没有即时甚至在短期内加入北约而对俄罗斯产生安全威胁的可能。根据德国《世界报》（Die Welt）的报道，在去年2月普京挥军之前，德国总理朔尔茨（Olaf Scholz）已向普京保证乌克兰加入北约“未来30年也不会发生”。普京当时的公开回应是，他也知道“乌克兰并未准备好加入北约”，但“当乌克兰准备好加入北约，这对我们来说已经太迟”。

其次是，为何乌克兰加入北约会对俄罗斯构成其不得不以武力“先发制人”的存亡威胁？乌克兰与莫斯科的最近直线距离大约450公里左右，其加入北约当然有可能会加大北约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然而，早在2004年就已经加入北约的拉脱维亚，其离莫斯科最近直线距离其实也不足600公里，而且出于历史缘由，拉脱维亚与乌克兰一样有着直通莫斯科的交通要道。这百多公里的差距真的有为此动武的价值吗？

且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芬兰和瑞典一同申请加入北约，普京却等闲视之，称只要北约不在两国部署军力，俄方就不会有所行动，又表示俄国与芬兰、瑞典并没有如乌克兰一般的问题，因为芬、瑞两国都没有跟俄罗斯有领土争议，“从芬兰或瑞典的北约成员国身份的角度来看，不存在会困扰我们的事情”。

这种回应当然是“套套逻辑”。乌克兰与俄罗斯的“领土争议”起自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而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的理据，往往也经过西方违反承诺“北约东扩”之类的包装。在这个叙事之中，既然北约东扩是领土争议的起因，领土争议当然也就不能回过头来成为北约东扩困扰俄国的原因。

而且，从军事布置的角度来看，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潜在对俄威胁，很可能比乌克兰加入北约为大。芬、瑞两国军备和军队质素也远胜乌克兰，两国加入之后更会将波罗的海变成北约的内海一般，圣彼得堡的出海口随时有被封锁之危，而芬兰与俄罗斯有近1,340公里的陆路边境，直临俄罗斯西北部的摩尔曼斯克（Murmansk）和科拉半岛（Kola Peninsula）的北海舰队，后者是为其核潜艇武力威摄的主力。

由此可见，“北约东扩”的潜在安全威胁本身固然是俄罗斯长期国防忧虑之所在，却似乎不是普京开战决定的近因。相较于任何形式的北约东扩，其所忧虑者似乎特别针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这一点，而其中所牵涉的并不是单纯的安全考量，否则普京对于芬兰、瑞典加入北约的走向理该反应更大才对。

事实上，普京的对乌行动往往为近年北约“再东扩”创造契机。例如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后，北约才在2016年违反1997年与俄罗斯的协议，以“增强前沿部署”（Enhanced Forward Presence）之名在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进驻北约其他国家的军队，实行所谓的“绊脚线（tripwire）策略”；在2022年俄国陈兵乌克兰边境、进而入侵的连串事件之间，北约也大大增加了东沿部署，并准备好接纳芬兰和瑞典的加入。

吊诡的是，随着战争中的乌克兰用得愈来愈多北约制式的欧美军援，乌克兰就算名义上不是北约国家，实际上也差不多变成了一个“准”北约国家。从这个角度来看，普京的进军如果是要阻止北约东扩的话，其结果无疑是适得其反的。

俄乌民族统一大义？

普京对于“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个潜在威胁的“特殊待遇”其实是源自其对俄、乌民族“历史统一性”的理解。

普京在2021年7月就曾发表题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性》的长文，以历史事件去尝试论证“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是同一个民族”，属于“同一个历史和精神领域”。他将两族源流追溯到公元十世纪第一个受洗加入基督教的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Vladimir the Great），并将17世纪乌克兰哥萨克人领袖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Bohdan Khmelnytsky）在波兰和莫斯科两个强邻之间最终选择与后者为伍的决定，视为乌克兰人“自我定义为俄罗斯东正教民族”的历史事件。

文中，虽然普京声言他尊重“乌克兰语言和传统”，却称“真正的乌克兰主权只能在俄罗斯的伙伴关系之中才有可能”。他特别提到19世纪乌克兰民族主义在今日乌克兰西部的奥匈帝国范围下兴起，批评其为“毫无历史根据”的政治工具，并将其与今天乌克兰以脱俄入欧为标志、独立于俄罗斯以外的身份认同相提并论，指两者皆是将乌克兰制造成“反莫斯科俄罗斯”的计划。

开战一年后的今天，普京依然是以这种历史观作为其持续战争的理据。在其2月21日的国情咨文讲话中，“保护我们历史性土地上的人民”正是普京用以支持其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才是美国和北约东扩的对俄威胁。

对于乌克兰民族主义，普京重申：“在我们的时代，他们开始将乌克兰转化为一个‘反俄罗斯’，这并非一个新的计划……［19世纪的］奥匈帝国和波兰早已构想出这个东西，用以将今天被称为乌克兰的历史性土地从俄罗斯手上剥夺走。”普京认为乌克兰人民并不认同这套与俄罗斯分裂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我们不是跟乌克兰人民作战……乌克兰人民已变成了基辅政权和西方插手者的人质。”

相对于芬兰、瑞典加入北约，“乌克兰加入北约”对普京而言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前者只是一个地缘政治和军事安全的问题，后者却是俄罗斯民族内部的撕裂，是西方“以俄制俄”的圈套。于是，普京进军乌克兰的决定，并不单纯是要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而是要将乌克兰从“反俄罗斯”的乌克兰民族主义中“拯救”回来——前者是“去军事化”，后者则是“去纳粹化”（按：纳粹主义在俄罗斯的叙事中已变成了“反俄罗斯”的代名词）。

当然，普京一直低估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威力和普及程度，因而陷入了今天僵持苦战的局面。

对于俄乌民族历史统一性的叙事，在历史学界早有质疑。研究乌克兰历史的乌裔加拿大学者Zenon Kohut在200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就仔细追寻了这个民族统一性叙事的文献来源，莫斯科的沙皇政权对于基辅的原初理解只属历史、宗教同源的分离个体，并非今天“基辅、莫斯科同属俄罗斯”的统一性，而基辅最多也是沙皇掌权合法性源自东罗马帝国的一个中转站而已。到了17世纪，乌克兰在地缘政治上依从莫斯科，基辅的教士们才将俄罗斯和乌克兰视为在朝代、宗教、种族上的同一单位，并以“小俄罗斯”来指称乌克兰。直至19世纪中叶，这一套民族历史叙事才完全成型。虽然同期的乌克兰人也发展了乌克兰有其独立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另一套叙事，其后却几乎完全被俄乌民族统一性的故事所掩盖。

独立于俄罗斯以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在2014年之后才逐渐变成主流，到了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去俄化”更变成了乌克兰民众几乎一致的共识。从这个角度来看，普京对于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拨乱反正”尝试，已是适得其反。

虽然到了今天，从其国情咨文的述事来看，普京对乌克兰的认知与一年前相较并无改变，但战场上的现实已经决定了普京原初的战争意图已不是战争走向的决定性因素。正如米尔斯海默这个现实主义者如今也不能否认的一般，乌克兰民族主义已变成阻挡俄军的一种“武力倍增”因素，而普京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维持中立地位的目标，也退化成只求将乌克兰变成一个不能运作的“残存国家”（rump state）。

为了阻止乌克兰正式加入北约，为了压止乌克兰民族主义，这种普京原先以为可以速战速决的战争就只有不断持续下去，直到任何一方不愿再消耗下去为此。正所谓“战争总有其逻辑”，今天的局面一年之前不在普京的预期之中，其未来发展也不在其控制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