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中国是“威胁”或“挑战”　中日关系已与过往不同

据日媒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底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简称“安保战略”），内容涉及对中国的角色定位，并引发了不同政党的立场博弈。

自民党内部强硬派主张，现行安保战略是以“国际社会的关切事项”来描述中国，但伴随中国近年在航空母舰、中程导弹、战机等方面的实力增长，包括在今年8月发射导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海域（EEZ），“旧有描述已无法弥合新情势”，故其主张，应改用“威胁”定调中国。

然而，安保领域的“威胁”大多用以指称朝鲜等敌对国家，日本若真如此修改安保战略，等于正式宣告中日关系进入恶性互动的新阶段，恐将对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形成冲击，故自民党的温和派、其余政党皆对此有所质疑；另外美国于10月公布了《国家安全战略》，用“威胁”一词定位朝鲜、俄罗斯，中国则是“唯一竞争对手”、“日益严峻的挑战”，故公明党建议，可参照美国做法以“挑战”定位中国，算是在“威胁”与不修改间有所折衷。

但这一主张无法获得自民党强硬派认同，后者指出，用何种措辞表述中国，已成为彼此“无法退让”的难题；更有岸田政府的干部直言，安保战略如何表述中国，“最终是政治判断”。眼下自、公两党正在磋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或将面临艰难决断，但无论如何，要维持用“国际社会的关切事项”表述中国，概率应该已经微乎其微。而这一政治风波，折射了日本身处国际变局下，其战略意向发生的新变化。

日本身处的国际变局

由日本的战略位置来看，其正在经历三种变局洗礼。

第一，是“东升西降”的国际风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发展中经济体，正在以高发展速度超赶欧美等传统强国，其政治话语权亦同步上升；第二，是“多极化”的国际格局，受新冠疫情与俄乌战争冲击，全球供应链、能源经济格局加速调整，美国“一超”地位产生动摇，包括欧洲、中东在内的主要国家纷纷调整战略重点，追求战略自主性；第三，是“中美博弈”的国际主旋律，美国对中国发起了战略博弈，带来持续的大国竞争形势。然而日本的主要感知集中在“东升西降”、“中美博弈”两股力量上，前者使其逐渐强化“中国是威胁”的认知，后者则让其“站队美国”的意愿有所增强。

在此情况下，日本的战略倾向也出现了三层路径依赖：一是强化对美追随，二是加强对华制衡，三是提高与“协力厂商力量”（其他民主国家）的战略性联合。三层路径主次不同，却彼此联系、相互影响。

其中“对美追随”一项，可以说是三条路径的重中之重。在日本看来，追随美国可以提升日本的战略底气，增加制衡“中国威胁”的战略效果，同时吸引到“协力厂商力量”与日本结盟，例如推进以美日印澳为核心框架的“印太战略”等。故日本近年愈发强调日美同盟，希望能在此一主轴下强化两国协调，共同应对各种战略性挑战和问题。

2021年3月，日美外长防长“2+2”会议就强化日美同盟威慑力、进一步深化应对能力达成了共识，双方还同时确认：一致认为中国“与现有国际秩序不符”的行为给日美同盟和国际社会带来了挑战；反对任何试图改变东海、南海现状的单边行动，并对《中国海警法》表达“严重关切”；为维持和加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确认加强与地区内外多种伙伴合作的重要性；一致认为通过开展日美联合训练等加强应急能力至关重要。

在此基础上，日本要进行“对华战略制衡”，其手段往往不离对美依赖，即主要是利用日美同盟及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来强化对华反制。例如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便不断向美国确认，钓鱼岛问题适用《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最近一次便是在2021年10月岸田与拜登的首次首脑电话会谈中，而岸田也得到了拜登的肯定回复。

另在台海问题上，日本同样借日美同盟做出干预姿态。2021年7月5日，时任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便表示，若北京对台动武，日本应将此视为“存立危机事态”，依安全保障相关法制行使集体自卫权，“如果台湾有事，日美必须一起防卫台湾”；无独有偶，已故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亦在2020年卸任后，于台湾问题上屡屡触及此事，例如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现任首相岸田文雄虽未如此明言，却也在2022年8月5日佩洛西（Nancy Pelosi）访日时表示，“为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美日将紧密合作”。

而上述动作无疑会引发中方回应，从而导致了中日关系的不断摩擦。

中日关系行向何方

综观菅义伟2020年接班安倍起，由于前者缺乏安倍晋三统摄各方的威望，故日本对美追随、对华制衡的战略意向受到内部斗争牵引，展现出更加锐利、失衡的一面；岸田文雄接班后，此一趋势亦未得到缓解。

在政策行动上，菅义伟受“亲美派”官僚及党内强硬派牵制，无法压制国内右翼保守势力鼓噪“中国威胁”；在外交姿态上，菅义伟政府缺乏平衡性，更缺乏主动与中国高层进行互动的积极意识。尽管菅义伟曾多次表示“不会构建对华包围圈”“和中国创建稳定的关系至关重要”，但中日关系正是因其任内扩大对美追随、积极拉拢域外力量，加大了对华制衡，而面临不断滑坡的危险。

2021年9月岸田文雄接任新首相，中日关系虽一度出现缓和迹象，却无法跳脱对美追随、对华制衡的路径依赖。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岸田政府仍在外交和安保方面延续前任政策，甚至在否些场域更加强硬，其对华制衡战略也未发生显著变化，和菅义伟政府相比，只是在急缓与轻重上有所不同。

在领土争端上，岸田政府持续渲染钓鱼岛问题，称中国发动“海洋威胁”、“入侵领海”，欲借美国对华战略博弈，将中日争端问题国际化和多边化；在军事场域，岸田政府积极推动“进攻性安全战略”，谋求提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欲将西南诸岛打造成前线基地；在意识形态层次，岸田政府基于“民主价值观”理念，在“对华人权问题”上比菅义伟政府走得更远，既对中国的“威权国家”身分展开攻击，更在国际场合表示关注香港和新疆的人权状况。

归根结柢，岸田政府可能存在些许对华友好底色，但这般底色不能取代日本对华政策中“维护日本国家利益”的最根本目标。虽说由日本的外交传统来看，对华平衡是重要工作，毕竟日本没有实力对华脱钩、更不可能全面为抗，故无论是安倍晋三、菅义伟或岸田文雄，皆一再强调稳定的中日关系至关重要，但在如今的国际变局下，日本的战略感知有所生变，平衡外交的传统亦在失衡，对美追随、对华制衡的路径依赖正在宰制日本的外交政策。

此次安保战略修改风波，便是上述战略趋势的体现。不论日本最终是以“威胁”或“挑战”描述中国，中日关系都已发生显著变化，中日当然不会经济脱钩、全面对抗，却终究难免波折不断的战略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