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拜会｜可管控的大国竞争是否缘木求鱼？

与习近平会面长达三个半小时之后，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在印尼峇里岛当地时间11月14日晚上10时许面对记者提问。期间，拜登多次提到其对这次会面的个人感受，认为习近平在巩固权力之后并没有变得更具对抗性，也没有变得更愿意和解，而是一如既往的“直截了当”。他又称中美对于双方意图或行动的误解是“最大的忧虑”，而他习近平与他却能够互相理解，“这正是最重要的可为之事”。

综观中美双方对习拜会的官方通稿，以至拜登本人和其后中国外长王毅在媒体前的论述，如果我们不作咬文嚼字的解读，其实是没有什么让人惊讶的内容的。观察者大概只能有一种感受，就是双方愿意在竞争和分歧之间避免冲突而保持沟通，两国紧张气氛因而缓和了一些。

拜登的“外交哲学”

美方在会面之前就表达过要为中美关系寻得一个“底”（floor）之意。王毅会后也对记者表示，两国元首会晤“明确了一个方面”“确定了一个框架”“启动了一个进程”。方向是防止美中美关系脱轨失控，框架是要“探讨确立中美关系的指导原则”（拜登的“四不一无意”即属此类），而进程则是方向和框架之下的会后跟进。

中方通稿提到“两国元首同意，双方外交团队保持战略沟通，开展经常性磋商”。美国通稿亦称“两国领袖同意授权主要高级官员保持对话加深（在各样事务上的）建设性努力”。拜登在记者会上提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将会为此访华跟进，而媒体其后亦引述美方消息指布林肯初步准备明年访华。

这种在“佩洛西访台”之后中美间的沟通跟进，大概是这次峰会最具实质的成果。

类似这一次习拜会，以至由之衍生的中美官员对话，其实突显出拜登历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要成员、副总统数十年来的“外交哲学”：“在国际关系中，所有政治都是个人的”。有论者更称之为“战略性同理心”（strategic empathy）。拜登曾指，国际关系“最终是建立在信任，而信任来自个人——不是友好——而是与对手个人的和坦率的关系，因此就不必猜测（各自的）意图”。

习近平对此也似乎是同意的。在这次习拜会的开场白中，他表明过去与拜登的几次通话和联系都不能替代面对面会晤。

虽然王毅称“这次会晤达到了深入沟通、明确意图、划清红线、防止冲突、指明方向、探讨合作的预期目的”，但整体而言，这些目的其实只是在“达成的过程”之上，这次习拜会只是为了这个过程建立起来自中美最高领袖之间的个人信任作为先决条件而已。

缓和气氛之下的分歧

综合中美说法而言，习近平和拜登都对两国关系的“方向”和“框架”提出了一些具标志性的定位，可是其中细节却显示出双方之间依然存在巨大差异。

首先，习近平和拜登都承认中美竞争的存在，但习的说法是“任何时候世界都有竞争”，并不强调中方寻求与美竞争，更多次提及中美的“共同利益”。相较之下，拜登则直称已向中方解释美国将继续与中国有力地（vigorously）竞争，只强调要负责任地管控竞争，不让竞争演变成冲突。

由此可见，习拜两人对于中美竞争的必然性有不同的理解。习近平更称“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局面不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不符合国际社会期待。”然而，“当前”中美竞争关系的主要推手，近两年来正正是拜登本人。

习近平称中美关系不是零和博奕，表明反对把经贸科技交流政治化、武器化、人为“筑墙设垒”、强推“脱钩断链”。然而，拜登当局10月7日就才刚推出了无差别针对中国企业的高端半导体和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禁令，这很难说不是一种将中美关系认作“零和博奕”的行动。

对于两国竞争的框架，习近平称“中国从来不寻求改变现有国际秩序，不干涉美国内政，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也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是中国的内政。”

拜登则称“美国尊重中国的体制，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美方也无意寻求同中国‘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无意围堵中国。”

在这些“框架”的定位上，习拜二人是同异兼备的。例如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明确划下了“红线”，拜登也进一步提到了不支持“两国中国”“一中一台”，某程度上超越了以往只是不支持台独的表述。然而，在美国的通稿中，拜登强调的是“美国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与习近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明显抵触。

又例如在“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无意围堵中国”的问题上，拜登当局预计本月就会派出负责监督出口管制的美国商务部副部长Alan Estevez以及高层国安官员出访荷兰，希望说服后者对中国实施像美国一般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禁令，针对垄断了先进光刻机市场的ASML。

对强调“坦率”的拜登而言，这种行动可能真的不是为了“反对”和“围堵”中国，而是为了美国国家安全、其价值与科技不分的外交政策进路，以至保持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但这些目标，在中国人的眼中，根本就是反对和围堵中国的另一种描述而己。

在三个半小时的习拜会上，这些立场分歧和理解上的差异对在座各人应该是一目了然的。因此，双方才会强调继续“战略沟通”，继续谈大局。

沟通本身就能解决问题吗？

然而，就算双方继续建基于两国元首的个人信任上继续坦率交流、继续“划红线”，又或者如王毅所言地继续“共同探讨确立中美关系指导原则，（或）战略性框架”，但坦率交流本身却不能改变两国的根本立场分歧。就算双方在光鲜的外交言词上看似有一致性，其各自己的理解也很可能大相迳庭。而习拜两人即使真的互相信任，但信任本身却解决不了立场的差异。

当然，愿谈、能谈比不愿谈、不能谈好。但中美两国真的能靠领袖之间的个人关系与坦率交流而达成“可管控的大国竞争”吗？

拜登经常强调自己与习近平共处数十个小时，互相理解甚足。但这一种理解这两年来也停止不了中美关系继续恶化的走向。这三个半小时的“再加深入理解”又能扭转这个形势吗？

双方维持沟通固然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却难阻两国竞争形势中无法避免的冲突。

而且，正如佩洛西访台一般，拜登对于中美关系没有全盘掌控力，此刻预计将会成为下任美国众议院议长的共和党议员麦卡锡（Kevin McCarthy）早就表明过他上任后会像佩洛西一样访台。如果中方回应如佩洛西访台相近，甚至有所超越，拜登的个人外交也无法挽回这种中美交恶的走向——特别是对华强硬、支持台湾政权在美国有无可质疑的两党共识。

更进一步而言，即使拜登此刻带着20年来中期选举最佳表现、特朗普派大举败选下的国内政治实力而来跟习近平谈话，但这份政治实力的限期最长只有两年。下任白宫主人还会跟拜登一样对华强硬之余仍兼顾节制吗？

对于自己的“外交哲学”，拜登也许不是盲从就是虚伪。但无论何者，这一次习拜会即使能使中美关系看起来更像一场“可管控的大国竞争”，营造出紧张缓解的气氛，但中美对峙的事实发展却不是单凭外交表象的转变就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