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法领导人携手访华告吹 朔尔茨与马克龙怎么了?

撰文: 刘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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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德国总理朔尔茨(Olaf Scholz)抵达中国访问,成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首位访问中国的七国集团(G7)领导人。

跟随朔尔茨一同来访的,还有12家德国企业组成的代表团,包括曾在2018年陪同德国前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访华的化工巨头巴斯夫(BASF),以及大众汽车(Volkswagen)、宝马集团(BMW)、西门子(Siemens)、瓦克化学集团(Wacker Chemie)、Adidas、婴儿食品制造商喜宝(HIPP)、制药公司拜耳(Bayer)、加热技术公司Geo Clima Design、BioNTech等,囊括了中德经贸的重点领域与潜力行业。

而从整体行程安排来看,朔尔茨此行既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也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首先,其访华行程并未过夜,而是一日之内匆匆结束;其二,朔尔茨行前特地投书德媒,阐明与中国脱钩不切实际,并表示自己行前曾与欧盟、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等多方沟通洽谈,取得了一定共识,而非仅是个人“一意孤行”。

但有趣的是,《路透社》在朔尔茨抵达北京后释出消息,称有德国官员透露,马克龙曾向朔尔茨提议一同访华,但遭后者拒绝。此一消息与朔尔茨行前塑造的“德法一心”氛围相较,似乎别有较劲意味,再看眼下的两国关系,双方的近期互动也确实不怎么融洽。

2022年11月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总理朔尔茨。(AP)

德法分歧何在?

首先,能源问题激化了德法矛盾。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洲便在能源短缺、通胀飙涨的泥淖中越陷越深。而为缓解前述困境,德国选择了补贴政策,于9月底单方面宣布投入2,000亿欧元,补贴本国居民及企业的能源帐单。然这一动作遭到法国在内诸多欧盟国家的严厉反对,认为在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下,德国单方面以巨额补贴平抑国内能源价格,将会加剧其他国家的能源危机。马克龙甚至为此警告德国政府,补贴计划可能“扭曲”欧洲市场,“德国在制定本国能源政策时,应考虑维系欧洲团结”。

此外,德法两国亦对天然气政策意见不一。德国反对设定天然气价格上限,并主张通过联合采购、减少消费和增加供给,来应对能源危机;法国则因部分核电站停运而面临电力短缺的窘境,故强力主张要为天然气价格设定上限。而管线问题同样挑动两国敏感神经,北溪天然气管道受袭后,德国向拥有全欧最大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西班牙抛出橄榄枝,希望能修建一条穿越法国边境比利牛斯山脉的天然气管道,但此提议又遭法国反对。

2022年9月27日,丹麦博恩霍尔姆岛(Bornholm)对开海域出现乱流,当局指事件可能与海底的天然气管道泄漏事件有关。(AP)

故从补贴、天然气价格到管线规划,法德的能源立场可谓严重对立、且分歧难以调和。原定10月下旬在法国枫丹白露市举行的德法部长级会议,便在双方矛盾激升下,被推迟到了明年1月,可谓是与“共同访华”同受影响的德法互动。但能源政策之争仅是表面皮毛,从本质上来说,德法围绕能源议题的种种磨擦,指向了权力结构的一大灵魂拷问:谁来主导欧洲事务,说得更明晰,便是两种欧洲一体化进程背后的能量博弈。

在法国的地缘规划内,欧盟更多是其用以牵制“德国崛起”的战略枷锁。故巴黎始终热衷推动欧洲一体化,并在近年提倡构建“欧洲军”等防务合作机制,希望借此提升地缘影响力,同时争取在欧洲安全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然此一盘算面临了德国的“反稀释”。近年柏林持续主张吸纳与德国亲好的东欧国家、提议取消一票否决制度,用意就与法国初衷雷同:稀释竞争者(法国)的战略比重,增加自己(德国)掌控欧洲事务的现实途径。毕竟综观东欧各国的普遍政治倾向,其虽称不上是“德国附庸”,却明显在柏林与巴黎间更亲近前者,若再有“多数决制”相配合,确实可能在欧洲议会的议案表决中,实质增加德国的政治话语权。

故法国虽提倡“欧洲一体化”,却排斥欧盟的“过度东扩”,同时反对改否决制为多数决制、反对欧洲议会扩权,因其并不乐见德国对欧洲事务的影响力持续上升,但德国亦不会停下反制法国坐大的战略进程。由此脉络观之,此次德法能源冲突的爆发,实是双方相互猜忌与制衡的情节展演:德国在国家利益考量下,确实不顾法国等其余欧盟国家的经济形势;法国之所以指责德国“不顾大局”,亦有牵制德国、希望其深陷能源与经济泥淖的不怀好意。能源议题都如此,访华行程又怎能毫无芥蒂?

首度以德国总理身份外访的朔尔茨,在2021年12月10日来到巴黎的爱丽舍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朔尔茨上任两天后便出访,除了马克龙,亦会前往比利时,与欧盟及北约高官会面。(AP)

即便一起访华也难以同心

对如今的欧洲国家来说,访华必然引发政治正确与务实考量的博弈,能否成功迈过无形的门槛与阻碍,取决于领导人的决断,以及该国对中国的实质需求。

综观德国目前的经济形势,通胀压力沉重无比,衰退危机迫在眉睫,但德国工商界已在疫情爆发后持续加码对华投资,显然是观察到了欧美市场萎缩,故有意分散风险、增加供应链韧性。在此情况下,无论朔尔茨本人立场如何、是否厌恶中国,工商界的压力与期待都是其无法回避的现实,尽管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Robert Habeck)、绿党籍德国外长巴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皆主张施行某种程度的“对华脱钩”,包括加强德国政府的对华投资审查、限制部分对华技术转移,收紧政府对德企投资中国时的国家担保规则等,却因德国工商界的反弹始终强烈,导致政府只能推迟或搁置相关对华脱钩法案,正如中远集团入股德国汉堡港集装箱码头的争议,最终仍在降低占比后成功过关。

简言之,从搁置对华脱钩法案、放行中远集团入股汉堡港到带领经济代表团访华,德国的行动证明了以务实态度处理对华关系,有其现实考量与迫切需求。但此一需求放诸法国的决策视野,便不是如此迫切。

根据美国智库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于9月14日公布的《被拣选的少数:欧洲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新展望》(The Chosen Few: A Fresh Look at European FDI in China)报告,2022年上半年欧盟对华FDI不减反增,总金额高达55亿欧元,高于去年与前年同期的48亿欧元,也较2019上半年的54亿欧元微幅增加,但其增幅主要来自大型企业的加码投资,而非欧盟各国的“共襄盛举”。

2022年11月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德国总理朔尔茨进行会议。(AP)

报告指出,在过去4年内,投资中国的前10大企业占了欧洲对华直接投资总额的近80%;相对之下,2008年至2017年的平均数字仅为49%,再细究2021年的欧盟前5大对华投资企业,分别是德国大众汽车、德国化工巨擘巴斯夫、德国宝马、法商威立雅公司(Veolia)和英国医药集团(CrystecPharma),汽车制造业更是占了欧洲对华直接投资的三分之一。故说得更明晰,欧盟对华直接投资的成长,主要来自德国企业、尤其是车企的加码投资,而此一趋势主要源于德国的政策鼓励、汽车制造业的初期高成本,及与中国市场发展符合德方需求所致。

此外,报告也提出,欧盟对华投资源主要集中在4大国家。以2021年排序为例,分别是德国(46%)、英国(20%)、荷兰(13%)、法国(10%),四国囊括了89%的对华直接投资总金额。综观上述数据,法国确与中国存在经贸互赖结构,却着实不如德国强烈,法国工商界自也较无施压马克龙“必须访华”的着力点。

故从经贸现实来看,于二十大后访华,对德法两国来说意义不同。于德国而言,是保经济胜过了政治正确,对法国来说,却有那么一点“搭德国便车”、窥视德国谈了什么的猜忌意味。尤其眼下德法两国矛盾层出不穷,对欧洲事务主导权的竞争亦不曾停下,在对德国如此重要的场合中,带着时刻想牵制柏林的马克龙同行,显然朔尔茨也不会放心。

当然,与朔尔茨同行的规划告吹,并不代表马克龙访华的可能直接归零,只是其时间、形式与内容更难预测。但无论访华与否,德法的博弈都将继续,不论是欧洲一体化进程或能源场域。

德国与法国何以爆发能源矛盾?

近因是通胀与能源危机沉重,但其本质不离两国对欧洲事务主导权的争夺。

为何马克龙不急着访华?

法国对华经贸依赖与投资不如德国,故马克龙面临的工商界压力较朔尔茨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