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会是俄乌战争的“和平使者”？

9月28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译作川普）在社交平台Truth Social上发表对于俄乌冲突的新看法。

其指出，北溪被炸“可能导致重大升级或战争”，美国领导层应保持冷静。“不要因为管道爆炸而使事情变得更糟。要有战略眼光、要聪明，现在就必须达成协议。”特朗普强调，“双方都需要、都想要达成协议，整个世界岌岌可危，我来带头？”（Both sides need and want it. The entire World is at stake. I will head up group?）。

而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对俄乌冲突发表意见。回顾此前，2月21日普京（Vladimir Putin）签署法令，承认乌东两“共和国”独立时，特朗普便曾公开表示赞赏，称普京此举“真是天才”；24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排山倒海的谴责声浪，特朗普忽又修改措辞，抨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大屠杀”。

到了3月，特朗普提高谴责声调，呼吁美国应该用“核攻击”威胁俄罗斯。除此之外，特朗普也异想天开，表示美国应在F-22战机上挂中国国旗，“把俄罗斯的垃圾炸掉”，接下来坐着看中俄互斗。

两相对照，特朗普显然不是纯粹的“和平主义者”，对俄乌冲突的主张也不断生变。但究其心之所向，俄乌冲突在其语境下的角色作用看似矛盾、实则一脉相承：凸显自己，贬低拜登（Joe Biden）。

如果特朗普是美国总统

回顾过往，特朗普还是总统时，其实并不积极评论俄乌冲突，也不认为有替乌克兰“主持公道”的强烈必要。2019年9月，特朗普曾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会晤，并建议后者应与普京“聚在一起解决问题”，引发了乌方震惊。

然其卸任总统两年后，俄乌冲突急速白热化、美国即将迎来中期选举，两股脉络交互碰撞下，特朗普仿佛看到了政治生涯的“战略机遇”，开始了对俄乌冲突的“花式表态”。在其语境下，这场冲击后冷战秩序的地缘剧变，似乎仅是成全其个人光环的政治舞台，而台上仅有两个角色，既非普京、也非泽连斯基，而是身为男主角的自己，以及作为陪衬的拜登。

以称赞普京承认乌东两地独立“真是天才”为例，特朗普也在同段访谈中表示，普京之所以选择现在、而不是在自己担任总统期间“入侵”乌克兰，是因为自己与普京的关系比拜登更好，“我非常了解普京。我和他相处得很好。他喜欢我，我喜欢他。”但话锋一转，特朗普又批评拜登对普京行动的回应不够有力，并称在拜登任期内，“原油价格飙升，俄罗斯正因此变得富有”。

由上述谈话可见，在狙击拜登的主旋律下，特朗普其实并不忌讳沾染“亲俄”的禁忌色彩，更不顾忌在同一访谈中流露立场的前后矛盾，既能称赞普京，又能转瞬抨击拜登“放任俄罗斯坐大”，仿佛普京与俄罗斯毫无关系、只是恰好出现在同段对话里的错位国家与总统。

战争爆发后，特朗普更是磨刀霍霍、四下出击，虽未再正面称赞普京，却仍持续借着俄乌战事自我宣传、挖苦拜登。例如在抨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为“大屠杀”后，特朗普强调，“假如我还继续任职，俄罗斯不敢并吞任何一寸土地，更不敢发动入侵行为”，显然意在反衬拜登“缺乏威望”；在提出用“核攻击”威胁俄罗斯的惊天异想后，特朗普表示若自己是美国总统，将派遣核潜艇在俄罗斯海岸边“来回航行”，以向普京施压，此一叙事也明显是嘲讽拜登“胆小怯懦”。

至于近期“我来带头斡旋”的提议，特朗普同样有自己的政治算计。其虽高调表示“我来带头”，却对理想的“协议”内容一字不提、对如何斡旋的相关规划惜字如金，倒是不忘再次强调，“若由我担任总统、并为局势提供解决方案，乌克兰战争将永远不会发生”，显然是有意形塑自己与拜登“黑白分明”的人设对比：拜登好战激进、不顾毁灭风险，硬要与俄罗斯玉石俱焚；特朗普则冷静沉着、大局为重，挂心世界和平，仿佛几个月前高呼要以“核攻击”威胁俄罗斯、要派出核潜艇驶向俄罗斯沿岸的，是名字恰好同为特朗普的陌生人。

极化政治才是关键

平心而论，特朗普的论述并非全无道理，俄乌局势在其任内确实有所受控，美俄关系也确是在拜登上台后持续走低，俄乌战争亦是在2022年爆发，而非2016年至2020年。归根结柢，拜登对于局势的恶化确实责无旁贷。

但特朗普的种种表态同样无助解决眼下战局，因为不论是称赞普京天才、呼吁美国出动核潜艇，或是提出意义不明的“我来带头斡旋”，特朗普的目的都不是促成战争结束，而是瞄准了美国日渐严重的民粹与极化政治，希望借着围绕俄乌战争的种种政治表演，打造自己刚猛、睿智、天才的爱国形象，以满足不同支持群众的想像与崇拜心理，为下次“鲤跃龙门”累积政治资本。

回顾近20年的美国政治生态，特朗普的行径体现了时代之变。2008年金融危机后，民粹主义急遽擡头，美国先后爆发了“茶党”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与此同时，伴随美国经济、产业格局变化，美国的两党政治也开始了力量重组。

从原有的政经结构来看，冷战结束以降的美国政治可分成两大板块，分别是民主党代表的东北部-太平洋沿岸、共和党代表的南部-中西部地带。然而过去20年内，美国制造业严重外流，蓝领阶层的生计为此大受冲击，导致了原本属于民主党传统票仓，以白人蓝领为主体、以传统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的“铁锈带”，在2016年转向共和党，促成特朗普成功问鼎总统宝座。而后民主党虽在2020年重夺密西根、威斯康星和宾夕法尼亚等“铁锈带”，却不意味民主党对白人蓝领的吸引力成功压过共和党，而是一定程度上搭了“疫情便车”所致。换言之，新一轮美国政治版图的重组进程尚在进行、远未终结。

在此过程中，左右翼民粹的撕裂逐渐浸染美国的两党斗争，导致了政治文化与政策的急速极化。在政治文化上，为求曝光与民粹支持，美国两党精英愈发不顾基本的政治社会规范，偏好发表夸大其词、耸人听闻的言论；在对外政策上，美国的外交用语与动作愈发越夸张尖刻，似乎在排除挑衅与对抗色彩的词汇后，便不知如何行文发声，早在俄乌战争爆发前，美国的对华取态便是典型案例，对华政策更是渐被对抗与冒险的趋势所宰制，风险管控机制愈发失能。

由此脉络观之，特朗普针对俄乌战争的种种表态，看似相互矛盾、无助战局，实则在极化与民粹政治的场域内，扮演了重要角色，且具有一定程度的“时代意义”。到头来，特朗普做不了、也无意成为俄乌战争的“和平使者”，倒是可能成为支持者眼中的“新华盛顿”，为美国的“再建国”写下时代注脚。

【特朗普与俄乌战争Q&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