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与基辛格会晤 道出中美关系的挑战与出路

撰文: 祁宾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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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称,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于19日在纽约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又译作季辛吉)面会。

席间王毅表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又译作佩罗西、裴洛西或波洛西)窜访台湾地区、美国参议院审议《台湾政策法案》、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有关协防台湾的言论,都严重挑战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严重破坏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而“台独”越猖獗,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就越消减。

王毅指出,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美方就应回归一个中国本义,反对和制止“台独”。美方出于错误的对华认知,执意把中国视作最主要对手和长期挑战,一些人甚至把中美交往成功的故事描绘成失败的叙事,这既不尊重历史,也不尊重自己。

王毅更对基辛格表示,其曾为中美关系的创建和发展作出历史贡献,中方赞赏基辛格始终对华友好,对中美关系抱有信心,希望基辛格能继续发挥独特重要作用,助力两国关系早日重回正轨。对此,基辛格回顾了与中国领导人达成《上海公报》的历史经纬,表示应充分认识台湾问题对于中国的极端重要性,美中之间要对话而不要对抗,应创建和平共处的双边关系。

综观王毅与基辛格的对话,两人道出了当下的中美关系困局。

2022年9月19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中国外交部)

当中国成为美国的“主要对手”

首先,王毅与基辛格皆同意,中美关系“脱轨”下,台海的的军事风险正在上升。王毅特别强调,美方出于错误的对华认知,执意把中国视作最主要对手和长期挑战,导致了今日局面。

回顾历史,中国成为美国认知中的“主要对手”,最早可以追溯到奥巴马(Barack Obama)时期。2012年,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开始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常规力量部署,并逐步向东北亚集中导弹防御系统。经历2015年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后,此一趋势逐渐增强,奥巴马政府不再坚持与中国维持“战略稳定”的关系,并于2015年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中,指责中国于亚太地区制造紧张局势,强调美国将“定期展示行动意愿和能力”,随时准备“阻止中国实现其目标”。

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译作川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的牵制包围逐渐清晰,除了贸易战等经济手段外,军事部署的色彩渐趋浓厚。为了“阻止中国进攻”,美国开始强化在“第一岛链”的区域拒止能力,同时提升“第二岛链”的军事后备力量保障与支援体系。

在此脉络下,日本的“正常国家化”迎合了美国所需。2017年,日本以“应对中朝导弹威胁”之名,宣布从美国采购陆基“宙斯盾”防空反导系统,虽说此一项目最终未能落实,美国依旧出资协助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升级海基反导系统;无独有偶,澳大利亚也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迎来美澳反导合作新高峰,为自身的“霍巴特”级驱逐舰安装了“宙斯盾”系统。

与此同时,台湾也成了美国“强化区域拒止能力”的对象之一,毕竟在华盛顿视野内,台湾乃是“第一岛链”枢纽。故特朗普上台后,接续批准了多批对台军售项目,包括预警雷达监测技术支援系统、“爱国者-3”系统的配套设备和技术,显然有意强化台湾的防空反导能力,使其成为“第一岛链”对华威慑的节点,“台湾牌”由此逐步重回冷战氛围,裸露出“中美前线”的风险底色。

特朗普自执政以来,在经贸、台湾与南海等多个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一度引发外界对美中爆发“新冷战”的担忧。(AP)

拜登政府上台后,外界虽一度期待中美关系能因此和缓,但由结果来看,拜登基本上延续了奥巴马以降的对华战略,视中国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并在实行对华包围、军事化“台湾牌”上,比特朗普走得更远更极端。

首先,拜登有意将印太盟友纳入对华军事威慑体系,使各国在导弹研发、军备与情报共享上更进一步。2021年5月,拜登政府决定终止《美韩导弹指南》,韩国将可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各型导弹;2021年9月,澳大利亚与美国签署备忘录,拟参与精确打击导弹开发进程;2022年1月,美日在“2+2”会谈后发表声明称,双方“承诺增加美国和日本设施的联合/共同使用,包括储备军火和共用跑道,并将致力于加强日本自卫队在包括其西南诸岛在内地区的态势”;2022年5月24日,美日印澳在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后宣布推出“印太海域态势感知”(IPMDA)伙伴关系,意在摸索四边情报共用机制的搭建,美国更是积极邀请韩国参与。

而在“台湾牌”上,日本也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配合姿态,屡屡炒作“美日安保体制协防台海”、“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等话题,并以防范台海事态为名目,呼吁强化西南海域的军备部署。而在对台军售上,拜登同样延续特朗普政府的“防空反导”策略,于2022年2月批准对台出售价值1亿美元、为期5年的“爱国者”系统工程勤务支持,又于同年4月宣布批准售台总价9,500万美元的“爱国者”项目人员技术协助案。

此外,拜登上任以来已4度表态愿意协防台湾。2021年8月18日,拜登称中国若武力侵台,美国会出兵防卫;2021年10月21日,拜登又表示,中国攻击台湾,“美国就帮台湾”;2022年5月23日,拜登称中国一旦攻台,美国会军事回应,“这是我们已作出的承诺”;2022年9月15日,拜登再次表示,中国若武力侵台,美国会出兵防卫。虽说白宫事后屡屡澄清“美国对台政策不变”,但拜登多次“技术性口误”,显然是有意向外界暗示,美国相当关注台海议题,甚至可能动用军事手段横加干涉。

2022年9月7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出席活动。(AP)

中美仍要重回战略稳定

然即便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王毅与基辛格仍在呼吁,中美关系要重回正轨、要对话不要对抗。换言之,便是希冀中美关系重回战略稳定状态,构建和平共处的大国关系。

由历史视角来看,美国的对华围堵既有大国争霸的思维在其中,也源于冷战以降的“绝对安全”理念。苏联尚未崩解时,美国便有意借着全球阵营博弈、代理人战争,来维持本土的绝对安全;苏联解体后,恐怖主义成为美国的焦虑根源,其更为此发动两场历时久远的中东反恐战争,直到美国认知转换,开始将中国视作“主要对手”,这才有了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

平心而论,在反恐战争爆发的21世纪初,中国国力持续上升,中美之间却仍维持一定程度的战略稳定,与美国将重心放在中东战场息息相关。然当美国不再视恐怖主义为“主要对手”,中美的战略稳定便受到严重冲击,并让中国周遭地区一同卷入安全漩涡。在军事化“台湾牌”前,便是2016年开始发酵的韩国“萨德事件”。

由美国视角来看,“萨德”入韩不仅强化了“第一岛链”的对华军事围堵,更能迫使中国将韩国等美国印太盟国列为优先打击目标,损害中韩的战略互信与合作。简言之,便是在中韩之间制造安全困境,迫使北京展现强硬态度,驱动韩国倒向美国,间接提升美韩同盟的军事合作空间,强化自己的主导地位。同样的逻辑,在台海与日本依然适用。华盛顿借着提升对台独的实质支持,迫使两岸互动恶化,台湾将更甘心在军事上被美宰制;日本则是将“萨德”换成了“台海有事”与“解禁集体自卫权”,结果便是强化美日的军事绑定与合作。

在外交政策上,尹锡悦高举韩美同盟关系,声言会部署更多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并参与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的合作项目。他极力批评文在寅政府以改善朝韩关系为首要目标的政府政策,希望韩国在国际上扮演更主动的角色,预设会对中国采取较不友善的态度。(AP)

综上所述,美国针对中国周遭的军事围堵,不仅直接恶化了中美关系,也间接强化了中美之间的对抗格局,增加两国危机管控的障碍,更让印太地区重回军事竞备的梦魇。然而华盛顿是否因此得到了“绝对安全”?答案自然是否定。

以对华围堵来获取“绝对安全”,存在一自我矛盾的内生难题:如何在加强自身力量建设、协调盟友合作的同时,避免过度刺激中国?美国显然没有答案,而现实也逐渐走向与美国初衷相反的吊诡局面:面对美国提高军事威摄、大打“台湾牌”,北京的回应自是加速推进军事能力建设,并致力于抵御美国的军事胁迫,结果反让美国的“绝对安全”感持续被抵销,华盛顿遂又在焦虑发作下,提高于印太的投入与部署,引发北京再次反弹。

上述机制重复循环,终将迫使中美走向台海军事摊牌局面,而其成本,必然要由两国人民与全球市场共同承担。面对日渐升高的台海军事风险,中国不会单纯到自废武功、放弃防御;但中美之间只要有一丝和平可能,中国都会竭力争取,美国也应尽力思考和平共处的可贵与价值。

这便是王毅与基辛格会晤时,由衷发出的中国心声,也是其欲通过基辛格,传递给美国的友善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