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党党内民主的局限：0.3%选民决定下任英国首相谁属
由于保守党独占英国下议院议席多数，保守党的下任党魁将同时成为英国首相。根据2001年以来的保守党制度，当党魁候选人被筛选至最后两位之后，决选将交由保守党“党员普选”决定。这场“普选”的投票在9月2日截止，到9月5日，我们将会得知外相卓慧思（Liz Truss）和前财相苏纳克（Rishi Sunak）之间鹿死谁手。
“党员普选”是一个甚为怪异的选举制度。虽然选举结果将决定6,700万人的国家前路，但保守党党员人数大概只得16万左右——具体党员人数并没有公开——相得于4,656万登记国会选民人口的0.3%。
0.3%选民的“代表性”
而要加入这个有投票权的“特权阶级”，一般英国人只需付出25每年英镑的“会费”，保守党的官网还非常方便地计算出每月2.09镑的平均价，门槛之低可算是“物超所值”。
虽然成为此“特权阶级”门槛甚低，但加入政党本身已造成了一种选民筛选。根据学者研究，保守党党员的人口分布特别不能代表英国选民整体：其男性比例超过六成，65岁以上人口比例接近四成（英国整体是两成多），六成党员来自伦敦或英格兰南部，七成半人2016年曾支持脱欧（当年支持脱欧的比例是52%）。
即使一个人的背景不一定能够决定其政治取向，亦有分析指保守党党员并非完全缺乏务实主义，但当中也确实有不少愿意排队数小时等待听取脱欧大老演讲的极端分子。而且，约翰逊（Boris Johnson）2019年赖以大胜的工党传统票仓“红墙”选民，似乎没有在此刻的党员结构当中得到相应的代表。
党内极端化
保守党党员的人口分布决定了卓慧思和苏纳克为何都剑走偏锋、愈来愈极端化，离主流民意的意愿愈来愈远。对于可让英国单方面撕毁北爱尔兰边检机制的立法，又或者将非法入境难民转送卢旺达等极端政策，卓慧思与苏纳克意见一致，失去了争论的空间。
起初，苏纳克与卓慧思之间尚有在“减税”问题上的区别，但一度主张通胀高企不减税的苏纳克眼见党员普遍倾向减税，亦已马上转軚，提出削减家用能源增值税（按：没有照顾到票数甚少却同样消耗能源的商户）、到2024年将所得税减低1%等政策，更发表对“左翼进步派文化”（lefty woke culture）宣战般的言论，指责左翼企图“取消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价值和我们的女性”，极富美式左右对立的政治意味。
虽然苏纳克的极端化并未有挽回其大幅落后的选情，却改变不了这套“党员普选”机制使之不得不极端化以求胜的因果关系。
党内之胜与党外之败
对于保守党的这两个“烂苹果”，英国一般选民也是敬而远之为多。根据Opinium的民调，在两人之间表达“两者皆否”和“不知道”意见的英国受访者比例高达44%和15%，而在党员支持度大幅落后的苏纳克反而较卓慧思更能获得一般选民的支持。
这种数据，对于保守党最迟在2024年就要面对的大选而言，当然不是好事。但对于卓、辛二人而言，当下的政争当然亦比两年后的政治前途重要。
在过去，英国两党的党魁都由党内议员“黑箱作业”决定，草根党员无从干预。但随着“党内民主”渐成潮流，两党都先后改制将党魁的最终决定权交到党员手中。2016年，工党党魁郝尔宾（Jeremy Corbyn）就曾在党内议员绝大多数反对之下单靠草根党员支持胜出，最终使工党在2019年大选中惨败，只得到1935年以来最少的下议院席位。
这一次的卓慧思与苏纳克的对决，很可能会重蹈工党的覆辙。
代议制度的异化
除了党员不能代表全体选民之外，“党员普选”所引致的政治极端化也有污染主流政治的倾向，特别是在英国的两党制之中。
在一套两党对立的体制，对立阵营已定。当一个阵营的领袖地位要由愈发极端的政治立场来支撑，两个阵营将会各走极端化，变相形成了全国政治的极端化。这种情势在左右对立已演化到“内战”讨论的美国特别明显。
当然，第三势力的崛起可以打破这种极端化的趋向，但在（大体上）单席单票领先者胜的英美选举制度之下，第三势力极难出现，极端化的政治恶果却要由全体国民承担。
“党员普选”背后的意识形态是一个高举“人人平等”的现代性。然而，代议体制本来就是要用来避免这种“人人平等”的预防机制。毕竟，政治与管治是一种专业，不应由一般民众直接执行。因此，在类似英国的议会制国家，议员就是在一定时间内代表人民作出决定的阶层，而这个决定当然包括首相人选——首相正是得到下议院多数议员支持的人物。
照这一套逻辑来看，当一个政党持有下议院多数，在党魁（也即是首相）选举之中，不经大选而将选举领袖之权交到草根党员手中，某程度上就是一个逃避责任的失职——当草根党员选出了不称职的人物作为领袖，正如郝尔宾时代的工党大败一般，党内政客都不必为此负责。而这一种不负责任却得到了“党内民主”这个光辉名词的包装。
无论“党员普选”是一个政客有意推卸责任的设置，还是受“民主”感召而作的抉择，英国两党制下的这一种“党内民主”，最终将会揭发出没有局限的民主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