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主张“分裂中国”的杜金　何以开始提倡“中俄同盟”？

8月21日凌晨，俄罗斯莫斯科州发生汽车爆炸案，女记者杜金娜（Darya Dugina）当场身亡。俄方随后指控乌克兰特勤部门策划此事，并要求爱沙尼亚引渡乌克兰籍嫌疑犯，但爱方政府并未应允。而伴随追凶调查一同引爆热议的，还有杜金娜之父、俄罗斯学者杜金（Alexander Dugin）的地缘政治主张。

自1990年代起，杜金以保守主义学者姿态，积极参与政治社会运动，并于1997年发表了《地缘政治的基础：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未来》（The Foundations of Geopolitics: The Geopolitical Future of Russia）一书，提出诸多颇具争议的地缘政治主张，包括莫斯科应与柏林结成“轴心关系”、乌克兰应被并入俄罗斯、格鲁吉亚应被拆解、俄罗斯应在土耳其内部制造“地缘政治冲击”等。简言之，便是呼吁俄罗斯通过联盟和征服来重建其影响力，挑战以美国为首的大西洋主义集团。

2002年，杜金组建了“欧亚党”，自称是“正统的新欧亚主义”奠基人，并开始进一步深化自己在“新欧亚主义”场域的论述，相继出版了《后现代地缘政治理论》（2007）、《第四政治理论》（2009）、《多极世界理论》（2012）等著作。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杜金被西方媒体渲染为“普京的大脑”（Putin's Brain），吸引到全球舆论的关注，其中自然包括中国舆论场。

对中国来说，杜金的立场颇具争议。在其初始构想中，分裂的中国对俄罗斯来说最为理想；然伴随国际局势变化，杜金逐渐成为“中俄同盟”的倡议者。往复之间，中国的实力变化是促成杜金改易论述的关键。

杜金的地缘政治论述

而在探讨中国的角色转变前，必须先介绍杜金的地缘政治论述主张。

在2012年的《多极世界理论》中，杜金提出了“四极世界模式”，作为未来全球权力分配格局的设想方案：第一个地区，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美洲大陆，包括美国—加拿大“大空间”和拉美地区“大空间”；第二个地区，是欧洲—非洲地区，包括追随美国的“欧洲大西洋主义”（英国），以及主张强化欧陆合作、与俄罗斯保持关系的“欧洲欧亚主义”（法国与德国）；第三个地区，是亚太地区，杜金曾长期强调日本的主导地位，近年则开始重视中国的区域角色；第四个地区，是“俄罗斯—欧亚洲”，杜金认为该地区存在几个相互重叠的“大空间”，包括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欧亚主义“大空间”，意即独联体地区，以印度为核心的印度斯坦“大空间”，以及由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组成的伊斯兰“大空间”。

然在杜金看来，如今以美国为首的大西洋主义正在推动单极的全球化，而其余三极都无法单凭一己之力，阻止美国的单极化企图，故为避免大西洋主义统治全球，其他三极必须联合起来，推动世界的“新两极化”。在此脉络下，杜金提出了以俄罗斯为核心的两个重要轴心：独联体地区的一体化、欧亚大陆的一体化。

在杜金看来，俄罗斯注定是成吉思汗欧亚主义帝国的继承者，如今却深陷西方设下的“民族国家”陷阱，已然偏离了俄罗斯的发展轨道。而西方的战略目的，就是要让俄罗斯无法实现自己的“历史和文明使命”：阻止美国创建“自由主义民主帝国”，因为身为“民族国家”的俄罗斯在当今的国际现实中，根本没有能力捍卫阻止大西洋主义的全球化，也不可能拥有真正的主权。

故杜金主张，俄罗斯必须重回帝国状态；而要建设帝国，就必须实现独联体地区、欧亚大陆的一体化，最终迈向多地的联合轴心，对此杜金曾提出“柏林—莫斯科—东京”轴心、“柏林—莫斯科—巴黎”轴心、“德黑兰—莫斯科—北京—新德里”轴心等多个版本。

由上述论述可见，杜金的“新欧亚主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古典欧亚主义”的论述，包括对俄罗斯的“欧亚洲”身分之强调、主张俄罗斯要走“第三条道路”等，却也展现出极强的海权、陆权地缘对抗性，同时涵纳了欧洲右派保守主义的论述。

例如杜金所谓的“大空间”，其实源自学者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1985）的论述；“四极世界模式”则与德国地缘政治学者卡尔·豪斯浩弗（Karl Haushofer，1869-1946）的“泛地区思想”模型类似，后者曾经主张创建以美国为核心的泛美地区、以德国为核心的泛欧洲—非洲地区、以日本为核心的泛亚洲地区、以苏联为核心的泛俄罗斯地区；而杜金的各种轴心主张，同样源自豪斯浩弗的“大陆集团思想”，后者也曾主张创建“柏林—莫斯科—东京”轴心。

简言之，杜金的思想虽被归类在“新欧亚主义”，但细究其各式主张，可以发现浓厚的麦金德（John Mackinder）底色：欧亚非大陆是“世界岛”（World Island），乌拉山、长江、喜马拉雅、北极圈之间则是“心脏地带”（Heartland、Pivot Area），“控制东欧，便能控制心脏地带；控制心脏地带，便能控制世界岛；控制世界岛，便能控制世界。”

何以开始重视中国

但即便杜金的主张更多是理论假设，其依旧会根据国际政治的现实进行调整，中国的角色变化便是一例。

在杜金早期的地缘政治思想中，其始终坚持“柏林—莫斯科—东京”轴心的一体化模式。而这一规划又可分为两部分，“柏林—莫斯科”是“欧亚新帝国”的西部轴心支柱，“莫斯科—东京”则是东部轴心支柱。而杜金之所以选定日本作为俄罗斯在东亚的合作对象，除了受到豪斯浩弗的影响外，也与俄罗斯1990年代的流行观点有关，即有部分俄罗斯人认为，日本拥有无与伦比的经济与科技实力，可能崛起成为超级大国、甚至在东亚与美国相抗衡。

然而伴随历史递进，杜金或许发现日本不足以承担这个角色，故开始寻找其他可能选项，中国由此雀屏中选。

在此之前，杜金长期将中国视作“大西洋主义阵营”的一份子，认为中国仅在1949年以后短暂奉行过“符合欧亚主义的亲俄政策”，其他时间若不是以“半殖民”形式被大西洋主义阵营宰制，就是直接加入大西洋主义阵营。故在1990年代的论述版本中，杜金将中国描绘为“俄罗斯在南部和东部的潜在地缘政治对手”，主张俄罗斯“必须尽最大力量拆解中国”，并将西藏、新疆、内蒙古、满洲打造为中俄之间的“安全带”。但与此同时，杜金也建议，俄罗斯应在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南境战线上，向中国提供帮助，以作为北境被拆解后的“地缘政治补偿”。

然如今时移世易，中国在2000年后迅速崛起，不仅远超日本、更具备成为“极”的实力，大国地位无庸置疑；与此同时，中美博弈的日渐炽烈，中俄交往则愈发靠近，如此发展让杜金发现了中国与过往不同的战略价值：可与俄罗斯共同抗衡美国。故近年来其愈发强调“莫斯科—北京”轴心的地位，主张中俄同盟有助实现欧亚的一体化，原本的“柏林—莫斯科—东京”模式，也逐渐被“德黑兰—莫斯科—北京—新德里”轴心所取代。

综上所述，杜金的理论虽说天马行空，在意识形态上也不遮掩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却仍带有一定程度的实用主义色彩。对杜金来说，联合一切反美力量是其核心主张，中国的角色变化，只不过是其排布联合战线的过程中，依照现实条件变化所调动的棋路之一。

归根结柢，杜金仍是站在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立场，希望恢复国家的大国地位；而中国在其论述下的角色变化，既是国际格局变换的体现，也在某种程度上传递了亘古不变的现实铁则：对俄罗斯这般唯实力论国家而言，只有强者才有与其并肩的资格。

【杜金与中俄关系Q&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