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俄罗斯何以从全面西化走向俄乌战争?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月30日报道,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又译戈巴卓夫或戈巴契夫)因病离世,终年91岁。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又译作普丁或蒲亭)在第一时间表达了深切遗憾。
而长年高度评价戈尔巴乔夫、称其终结冷战功不可没的西方媒体,也纷纷将此事与当下的俄乌冲突、俄罗斯内政相联系,称“戈尔巴乔夫的遗产正被普京摧毁”。在其论述内,冷战末期以降的俄罗斯历史似乎分作两段,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Boris Yeltsin,又译作叶尔钦)是第一段,普京之后则是另一段:前者因为发生苏联解体、政经路线全面西化,故是开放民主与自由的时代;后者则因普京持续掌权,又爆发车臣战争、俄格战争、俄乌战争等多场冲突,故是黑暗独裁的时代。
如此叙事,在近年的美欧俄关系一路下行后,持续于西方舆论场中涌动。媒体人与政治精英纷纷提问:哪一路线能主导俄罗斯的未来?是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民主化,抑或普京主义的暴政?
然这般粗糙二分的提问遮掩了一大历史关键,即不论戈尔巴乔夫或普京,其都曾对西方路线抱有好感、予以信任,但残酷的政治现实迫使其反思立场、调整政策。戈尔巴乔夫因已不在其位,故只能通过各式发言忏悔、追悼苏联的逝去;普京则因身处权力之巅,又逢“东升西降”、自由主义松动的国际变局,故选择了战争作为激烈回应。
往复之间,俄罗斯经历的不是戈尔巴乔夫或普京的模式抉择,而是如何反思甚至反抗西方秩序的灵魂拷问。
戈尔巴乔夫:苏联解体虽非本意 但促成俄罗斯西化浩劫
1985年,戈尔巴乔夫以54岁之龄,成为最年轻的苏联领导人,并开始着手推动“新思维”改革,希望挽救政权命运。然而正是种种改弦易辙,为后续的苏联解体、俄罗斯全面西化埋下引信。
首先,戈尔巴乔夫为求树立改革形象,主动放弃了对军队的领导,甚至开始削减经费,导致了军方与戈尔巴乔夫的离心;更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推动“公开性”改革,开始了对政治体制的全面检讨,放宽社会批评,最终导致苏联意识形态战线的全面溃堤,为体制的解体摧枯拉朽。
“公开性”一词最早是由列宁(Vladimir Lenin)提出,意指通过对党内事务、国家事务的“适当公开”,让民众及时了解国家与社会的发展状况,然而到了戈尔巴乔夫任内,“公开性”改革逐渐走向对苏联历史的全面检讨。
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要求“苏联社会不应有不受批评的禁区”;1988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其又提出“要校正一个多世纪以来被共产党人视为准则的我们实际行动的主航道”;1990年6月12日,戈尔巴乔夫批准了《新闻出版法》,强调任何政党或组织“不允许垄断任何一种舆论工具”,并规定国家机关、政党、社会组织、宗教团体以及年满18岁公民“都有权利创办舆论工具”;1990年7月15日,戈尔巴乔夫又发布关于电视和广播民主化的政令,规定苏联国家电视和广播事业“独立于政治和社会组织”,不允许任何政党对其进行垄断。而上述改革的结果,便是导致苏联境内涌现数百家反共报刊,直至解体前夕,苏共掌握的报刊仅占整体的1.5%,克里姆林宫彻底失去了舆论阵地和话语权。
平心而论,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复杂政治事件,并非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本意,也不仅戈尔巴乔夫一人对此负有责任。但其推动的“公开性”改革,却对苏共的垮台、乃至俄罗斯1990年的全面西方路线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同时瓦解了苏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改变了苏联的国家性质,并将日后的俄罗斯全面引向资本主义,导致了多年的经济浩劫。
第二,“公开性”改革摧毁了苏共执政的合法性。从学术界到媒体界,各式报刊与研究开始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同时大举清算列宁与斯大林(Joseph Stalin,又译作史达林、斯大林)。群众不再谈论伟大卫国战争,而是群起抨击诸如大清洗等历史污点,苏共更是失去基层支持。1991年7月,苏共中央公布了1年内的退党人数,数字高达420万,党员数量也由1,900万人减少到1,500万人,退回1973年的水平;没有退出苏共的党员则是普遍丧失理念,故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时,苏联境内几乎没有出现任何有组织的抗议,日后的俄罗斯也在政治制度上全面西化。
从戈尔巴乔夫推动的改革措施来看,其虽有意推动苏联僵化体制的自我革新、凝聚民心,却忽略了冷战背景下了美苏博弈主旋律,不知对舆论话语、执政路线的全面弃守,将让西方标举的“自由主义”话语大举渗透、如入无人之境,既动摇苏共的执政,也让日后的俄罗斯深受其害;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也对西方的“善意”毫无防范,故也轻信了“北约不会东扩”的承诺,导致自己日后的多次追悔。
2005年针对“新思维”改革20周年受访时,身披“西方英雄”光环的戈尔巴乔夫便公开表达了对美国“胜利情结”的愤怒,并认为受到了“背叛”;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戈尔巴乔夫公开支持普京,并表示克里米亚公投入俄是“人民意志”的展现,“普京比任何人都更好地保护俄罗斯的利益”;2021年美俄针对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时,戈尔巴乔夫亦抨击,苏联解体后,美国变得“傲慢和自信”,并主导北约持续东扩,“在这样的处境下,我们怎么仰仗与美国和西方的平等关系?”
普京:从西化派到发动战争
而同样的情绪起伏不仅戈尔巴乔夫有之,普京亦然。
2000年普京正式接掌俄罗斯国政。执政之初,其重用信仰自由化与西化路线的“圣彼得堡帮”,沿用自叶利钦时代起持续活跃的专家学者与技术官僚,希望推动俄罗斯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故其不仅持续表态希望加入北约,也积极耕耘美俄关系。
2001年“九一一”事件爆发后,普京表示为“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动”,俄罗斯同意与美军共享阿富汗相关情报、为美军的作战行动提供搜救支持,同时允许美军使用中亚国家的领空和军事基地。此一举措引发了“西罗维基”(Silovik,意指俄罗斯军警情报等强力部门官员)的不满,时任俄罗斯国防部长伊万诺夫(Sergei Ivanov)更与几名官员联合表态,公开反对与美国在中亚进行军事合作。但最终普京压制了反对声音,美方由此在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先后建立了军事基地。
对“西罗维基”们来说,普京此举势必引发无穷后患,中亚将从此不稳;但在彼时的普京看来,让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首要之务,且其也希望美军在中亚的反恐努力,能削弱车臣恐怖组织的反抗能量,故最终独排众议,向美国递出了合作的橄榄枝。
然由结果来看,普京与戈尔巴乔夫落入了类似境地:相信西方的善意,但遭到了背叛的打击。
2001年12月底,美军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不过月余,小布什(George W. Bush,又译作小布什、小布希)就宣布退出美苏于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ABM Treaty);2004年3月,北约进行了第五次扩张,一口气容纳了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7国,导致俄罗斯正式与北约国家接壤;2003年至2005年,格鲁吉亚与乌克兰先后爆发“玫瑰革命”和“橙色革命”,极端反俄的萨卡什维利(Mikheil Saakashvili)和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由此上台,“加入北约”也逐渐成为两国热议话题。情况发展至此,普京的温和攻势宣告失败,俄罗斯西化派也遭受了巨大挫折。
与此同时,2008年的金融危机终结了俄罗斯经济的高速增长,俄罗斯股票市值转瞬蒸发7,000亿美元,经济增速也由8.5%下降至5.2%。如此剧变,重创了俄罗斯民间对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信仰,更让许多老一辈俄罗斯人回忆起苏联解体之初的黑暗年代,西方模式的神话开始碎裂,普京的执政正当性也遭遇史无前例的挑战。2007年,普京所在的统一俄罗斯党还能囊括国家杜马2/3的席位,但到了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11年,便只能惊险过半,还引发了街头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自由派抨击普京选举舞弊,保守派则抨击普京太过软弱、面对西方没有膝盖。
在此之后,普京逐渐改变执政路线,褪去了全然西化派的色彩,并在面对西方进逼时采取了强硬立场。2012年5月7日,普京正式开始第三个总统任期,时值“阿拉伯之春”催生叙利亚与利比亚内战,俄罗斯军舰于同年驶向了叙利亚港口,莫斯科由此成为阿萨德(Bashar al-Assad,又译作阿塞得)政权的最有力支持者。
2014年面对乌克兰再度爆发颜色革命、亲俄的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下台,普京选择发兵收回克里米亚,但有鉴于其要避免被西方全面围剿的风险,故面对顿巴斯冲突时,普京仍有所克制,不愿无底线支持乌东亲俄武装,也与乌克兰签署了《明斯克协定》。
但与此同时,俄罗斯启动了进口替代战略,努力降低对国外技术和工业品的依赖,截至2020年,俄罗斯已完成1438项国家级重大进口替代专案,涵盖了高科技、工业、农业等领域,增强了俄罗斯的抗风险能力。此外俄罗斯也逐步降低美元外汇储备,并尝试推出涵盖本土与独联体的交易体系,希望最大程度降低金融制裁风险。最终,在俄罗斯持续自我准备、美俄谈判屡屡破裂的情况下,乌克兰局势走向了全面战争。
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先后裂解了苏联、包围了俄罗斯,并迫使两位亲西方领导人自我反省、改变立场与路线。但戈尔巴乔夫的反思受限其在野身分与西方“历史终结”的全面大胜氛围,仅能发出“千金难买早知道”的感叹;普京则掌握了美国战略收缩、中国崛起等国际格局变动时机,强悍对西方宰制一切的秩序发出挑战,只是代价亦十分惨烈。
历史见证了西化路线在苏联与俄罗斯的双重破产,但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国际局势已有所不同。或许终有一日,人们重新评价俄乌战争时,会发现这不仅是俄罗斯的地缘反扑,更是继“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美式民主话语渐次破产后,对冷战以降国际秩序的又一次摧枯拉朽。
【戈尔巴乔夫与普京Q&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