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拜通话｜拜登急于行北京提三“误”　中美核心关切难同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据白宫现场记者记录。通话是在8:33开始，10:50结束．总计2小时17分钟。

这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中美元首的第五次通话。对比前5次通话或视频会晤：2021年2月通话持续大约2小时，2021年9月1个半小时，2021年11月视频会晤3个半小时，2022年3月视频通话1小时50分钟。这次2小时17分钟，持续时间第二长。至少从时长上看，或许正如中方新闻稿中介绍的那样：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以及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坦率沟通和交流。

两位领导人通话不仅有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访问台湾的“硝烟”，也正值美国国会通过“芯片法案”之际，此举旨在向美国半导体行业提供补贴，与中国展开竞争。不难看出，两国结构性矛盾很大，双方在“坦承、深入”后，除了只能责成双方团队继续保持接触和跟进外，并不会，也不能够什么大的相向而行的共识突破。

拜登急于通话　重大分歧依旧

从近一段时间以来的报道看，都不难注意到，拜登对与习近平沟通的“期待”甚至迫切：

十多天前拜登政府就开始释放将要通话的消息。再往前看，过去不到两个月内，双方一共6次高层会谈，围绕战略、外交、军事、经贸和生态保护等方面进行较为密集的沟通，这都表明华盛顿对华沟通诉求上升。

7月25日，拜登新冠疫情阳性还未痊愈，就有记者追问与中方通话的事，拜登当即回答“这是我所期待的”。接着，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John Kirby）就在记者会上放风和预热，称这是一次“经过长时间安排”的通话，已经准备可供讨论的课题“相当广泛。

综合来看现在拜登政府的内外处境，不难理解为何他急于通话。目前拜登政府还在为国内40年来最严峻的通胀问题头痛。7月28日，联储局再次加息75个基点，幅度和6月一样大。 至此，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提高至2.25%-2.5%。此外，还将从9月开始将缩表的上限扩大至950亿美元。美国通胀压力极大，美国核心CPI数据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6月美国CPI同比上升9.1%，再创1981年以来最高。美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加，但又必须要以抑制通胀为核心目标，至少在第三季度，加息节奏难以显著放缓。不论是通胀压力还是经济下行压力，对于11月的中期选举，拜登都处于不利位置。美国国内有些人希望与中国保持沟通，并削减部分对华加征的关税以缓解美国经济窘境。

此外，在俄乌冲突长期化的背景下，拜登政府虽然声称可以“兼顾两个战区”，实质上却很难。中期选举将至，民主党选情不佳，拜登希望能够尽快在内政外交上有一些拿得出手的成绩。对华沟通，可能也在他的竞选议程上。

从拜登今年与习近平多次沟通来看，拜登急于需要表现出来在与北京积极沟通，表现出在努力“斡旋”对华关系，表现出“我有在做”，但实际上，对于实际上应当如何做，如何处理好这个阶段对华关系，都不清晰。只是停留在不断“重申”，应该“做”什么，但“做成”什么，显然拜登没有搞清楚。中方多次指出的，中美关系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对华认知出现了问题，而且美国政府仍未纠正错误。拜登政府并未重视，看上去，只为需要这么做（对华沟通），而不在意这么做的成效。

从北京的角度，自然是不会拒绝这样的沟通，毕竟对于中美两个大国来说，两国领导人的沟通是必须的，有沟通总比无沟通好。但沟通的成效，几次下来不过如此，也让不少舆论都有说到“各说各话”。从一定程度上来看，也确实如此。

早在今年3月两位领导人通话时，拜登重申了去年11月中美元首通话中做出的“四不一无意”承诺。但几个月过去，中美关系不但没有走出上届美国政府制造的困境，还遭遇越来越多挑战。无论美国在印太地区投棋布子，还是不断打“台湾牌”，都加剧了地缘紧张态势。

不仅如此，在经济领域，似乎很需要有所突破，但中美如何在经济领域管控分歧又是一个核心。彭博社早些时候报道，拜登政府将“重塑”前政府的对华关税政策，其决定可能包括三部分：取消对目前约37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中100亿美元商品加征的关税、启动新的对华关税排除程序、同时依据《美国贸易法》的301条款对部分中国行业启动新的关税调查。

如果报道属实，意味着拜登希望在调降部分对华产品关税的同时，推出对中国强硬措施，这样他就不会因为对华软弱而受到美国国内鹰派批评。然而，这种做法不利于中美经贸关系尽快恢复正常。

北京提：误判、误读、误导

正如通稿所言：“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以及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坦率沟通和交流。”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必须要“坦率沟通和交流”。但为什么一直流于形式，而无变化。

答案是——误判、误读、误导。

习近平也对拜登说：“战略竞争的视角看待和定义中美关系，把中国视为最主要对手和最严峻的长期挑战，是对中美关系的误判和中国发展的误读，会对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产生误导”。

这也是很有针对性的。

美国将中国视为最主要对手和最严峻的长期挑战，但这符合实际吗？完全错误。所以，中国领导人明确指出：对中美关系，这是误判；对中国发展，这是误读；对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这会产生误导。但美国人会认识到这一点吗？拜登倒是说了一句：美方希望同中方保持畅通对话，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

如果美方认为不够清楚，事实上，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巴厘岛会晤时，向美方提出四份清单，以期“妥善管控矛盾分歧，努力解决突出问题”。

长时期的“误判、误读、误导”，让中美双方没有办法形成共识。而这当然也是中美结构性矛盾所决定的。

为什么中国总是被错判？

为什么对中国总是被错判？这是一个老问题。事实上也是由于西方不能成功解释中国的发展变化和“治理”变化，才令西方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总是处在自以为是和不知所措的钟摆之间。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西方对中国认为需要长期戒备，又不以为然。对付中国“威胁”的办法就是限制对华贸易以及其他形式的往来，这就是冷战时期西方各国对中国采取封锁和遏制政策的逻辑。冷战结束，西方对中国的恐惧逐渐消退，对自由民主制度的信心开始主导对华政策。

20世纪90年代后的西方战略家相信，私营企业和中产阶层的兴起、国际交往的深化等等是自由民主制度所“专属”的，必然会和中国的威权主义制度发生冲突。在当时判断，中国新出现的经济社会因素最终会动摇其基础，让中国走上西方的政治道路。因此西方国家应该乐见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希望以此积极促成政治巨变的发生。但由这种思维主导的对华接触政策没有达到其目标。

随着中国真正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国内对接触政策展开了反思：“中国的发展看起来出乎意料的平稳，甚至解决了14亿人口贫困问题。中国固然可以依靠‘威权主义’的力量推动工业化快速发展，但这种制度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活跃的市场经济、大规模的减贫、技术创新应用……”一些美国政客甚至宣称，中国欺骗了美国，美国对中国实行接触政策是上了中国的当。

于是，在美国掀起了一股要求与中国“脱钩”的声潮，不管是共和党政府还是民主党政府，都宣称要和中国开展战略性的、严肃的竞争。问题是：西方政客所宣称的竞争是指什么呢？冷战时期的遏制政策已经失败，在今天更难成功。中国还在继续开放和发展。西方多数企业难以接受和中国市场脱钩的压力，也不认同政客出于政治意识形态对中国国际角色的论断。

这已经是现实情况。其实，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必须要问这是如何发生的？这是因为国家政治制度吗？实际上的情况是，西方在中国的治理成功面前陷入迷思。当然，同样的，在中国持续取得的治理成就面前，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陷入空前的迷茫。更进一步来说，当存在如此迷思就更加证明当今世界迫切地需要重新思考政治和治理的关系。国家政治制度不是决定国家治理效能的唯一因素。在同样实行西方式选举制度的国家，有的国家实现了好的治理，有的国家却没有。

美国所说的“竞争”究竟是指什么？如果仅仅把中国的成功治理归结为“威权主义”制度的优势的话，那么“治理的竞争”就难免会变成“制度的竞争”，这又会重新回到冷战意识形态对抗图景中去。这就会一直在“误判、误读、误导”的路上。反之，如果能认清楚，“竞争”是同中国的治理和发展的竞争，则完全不同。对美国来说，弄明白治理如何在政治中实现，如此不只是为了避免和中国的“新冷战”，也是为了避免美国陷入自己和自己的战争。但，显然，中美几十年相处下来，美国每一届政府都执迷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