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与台湾　会否是地缘牌局的最后两张牌？｜专家有话说

2月24日俄乌战争爆发后，冲突持续至今已将近5月，伴随赫尔松（Kherson）、马里乌波尔（Mariupol）、利西昌斯克（Lysychansk）等地易主，俄军已成功打通连接克里米亚与顿巴斯地区的陆桥，并将乌军逐出卢甘斯克；与此同时，粮食、油价等民生议题冲击全球各地，不少脆弱经济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国际权力格局亦因冲突而加速倾轧，欧洲与印太地区皆出现了被动员与抵制动员的现象，堪称冷战结束后的新时代变局。

针对此议题，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于2022年7月8日举办“后全球化视野下的俄乌战争”论坛，并由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中华民国国际关系学会、财团法人日月光文教基金会参与协办，邀请到中华民国国际关系学会会长与政治大学外交系主任卢业中、政治大学民族所教授赵竹成、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与欧盟莫内讲座教授叶国俊、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教授辛翠玲、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主任与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张登及，分别以美国、俄罗斯、欧洲、印太、东亚与两岸视角提出分析，论坛主持人则是台湾中研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吴玉山。此为系列报道下篇，共两篇。

印太视角看俄乌战争

辛翠玲分析了俄乌战争爆发后，印太地区国家的不同选择。

其指出，俄乌战争对印太国家的影响，可分为经济面与安全面。前者影响包括粮食与能源进口、通货膨胀、资本市场、生产需求、供应链运作，并给区域内各国带来经济发展压力；后者导致的隐忧则包括地缘政治连动、中美冲突激化、台海可能引爆、美国的战略承诺不稳等，在印太形成区域安全未定数。

辛翠玲表示，除了现实主义外，身份认知取向也将影响一国对战争的解读与应对，使其在不同思维下，做出不同的政治选择。首先，是“民主价值视角”，采行者乃以美国为首的印太战略成员国，包括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此一视角的思维主轴为“民主对上极权”的意识型态竞争，故其理解的俄乌战争，包括以下几个重点：意识型态层级、极权与民主之争、反俄与反极权之恶、民主价值与制度的保卫战。故其应对俄乌战争时，会出现以下三个特色：第一，立场鲜明，无保留谴责俄罗斯、积极援助乌克兰；第二，参与经济制裁俄罗斯，且不惜牺牲部分经济利益；第三，对于地缘政治是否连动台海问题的假想状况与中国相关问题，有较清楚的表态。

辛翠玲以澳大利亚为例，其在冲突爆发后的第一时间谴责俄罗斯，并逐次提高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包括扩大对俄罗斯的个人制裁名单、禁止出售对俄罗斯有利的奢侈品、禁止贷款给可能受俄罗斯官方影响的俄国企业、停止采购俄罗斯原油、天然气、铝等能源产品。而新任总理阿尔巴内塞（Anthony Albanese）也延续了前任政府立场，在5月24日斥责俄罗斯“不法”、“不道德”、“令人发指”，又在6月27日警告中国“应以俄罗斯为鉴，莫轻忽一个主权国家对外来武力攻击的反抗，也不可低估其他有相同价值的国家维护国际秩序的决心。”

第二个视角，则是“主权小国视角”。辛翠玲分析，此一视角会投射自己的“小国当自强”情结，并会带有强势小国的自觉与警觉，采行者有新加坡与新西兰。其核心诉求包括多边国际体系、维持国际秩序现状、人道、主权与自主，以此视角来看俄乌战争，便是大而欺小、侵犯主权、破坏国际秩序，故其会得出“支持乌克兰即支持自己”的结论。

辛翠玲举例，新加坡便在第一时间谴责俄罗斯，并对俄方施以过去未有的严厉制裁。然其与第一类“民主价值视角”不同之处在于，新加坡反对视俄乌战争为民主与极权之争，“新加坡选的是原则，而非选边，更没有要与俄罗斯为敌。”辛翠玲指出，新加坡在意的是，俄罗斯此举威胁他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破坏联合国宪章与主权国家体系、干扰本就不易的国际多边合作、加剧了中美关系的不稳定。上述种种皆会影响到其身为主权小国的安身立命。

第三个视角，是“南方视角”，采行者包括印度、东盟国家。辛翠玲指出，此一视角眼中的俄罗斯，并不具备强烈的敌我分野，既非我者，也非全然他者；在地理距离上，俄罗斯也不对“南方视角”国家构成侵略性；在外交立场上，俄罗斯与欧美不同调、又与中国若即若离，在“南方视角”国家看来，是另一个战略平衡支柱；在国家实力上，“南方视角”国家认为俄罗斯曾经称霸且依然强大有资源、具军经实力。简言之，俄罗斯在其看来，非压迫、无威胁，是可期待、可合作的强国。

故辛翠玲分析，“南方视角”面对俄乌战争时，会对俄罗斯预设有较多包容与理解，其是否曾参与谴责俄罗斯并非重点，如何与俄罗斯维持并发展互动关系才是看点。在此脉络下，消极者会低调以对，积极者则会借此机会再定位自身的国际角色。辛翠玲举例，印尼便是典型的“南方视角”国家，既道德谴责俄罗斯，又婉拒军援乌克兰，同时维持与俄罗斯的关系，确保俄国军售与投资，并努力疏通乌克兰粮食与肥料出口，堪称来自G20的和平使者。

但辛翠玲也补充，国家身份取向未必是单选题，也可能随议题而流动。例如新西兰，自80年代以来便采行第二类“主权小国”身分取向，但俄乌战争爆发后，新西兰反应强烈，且积极强化自身与北约、美国、印太战略的合作，但其总理阿德恩（Jacinda Ardern）又表示，新西兰奋力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变 （a fiercely held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新西兰无意寻求扩大军事联盟。故新西兰变了吗？辛翠玲认为后续值得观察。

地缘政治与新持久战

张登及则以地缘政治与两岸视角，分析俄乌战争的爆发与影响。

首先，张登及认为，俄乌战争是后全球化的加速器。其指出，定义全球化，关键在于要素流动的时空收敛；而推动这一现象的因素，是科技与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技术的进步、成本的降低，可简言为“枪砲、细菌、资本的外溢”。

张登及分析，全球共经历过三阶段的全球化：第一阶段是海权、殖民与“世界体系”的成形；第二阶段是两次大战与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的成立；第三阶段是苏联瓦解、网际互联网出现、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此一时期的体制与表现为自由国际秩序（LIO），即以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为下层结构，多元主义民主与进步主义价值为上层建筑，间以西伐利亚体系的主权国家制度。

张登及表示，或许全球化的演进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直至拐点，也有可能在危机四伏下，表现出内在的矛盾、逗点与拐点，例如70年代的石油危机、2001年的911事件、2008年的次贷风暴、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特朗普（Donald Trump）主义与中美贸易战、2020年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发等。张登及由此诘问，往后的全球化，会否仍是技术进步带来成本降低、时空收敛，最后达至普惠和平？抑或会是技术进步导致内外不均衡与野蛮增长，致使国家内部的共识与国际权力平衡破坏，最后引发旧秩序瓦解？张登及指出，国内共识破坏加上媒体技术进步，便容易产生极化社会与民粹主义，眼下东欧、西欧、美洲到亚洲皆然，乌克兰不过是破口之一；国际的权力平衡破坏，则会诱发安全困境，乌克兰亦是处在断层线上。

张登及进一步论述，眼下霸主（美国）、崛起者（中国）、怀旧者（俄罗斯）与各世代都不满旧秩序，故“后全球化”极有可能走向高成本的空间分割与冷战2.0，出现全球在“地”化的现象。张登及由此提出所谓“地理的复仇”（Revenge of Geopolitics），“全球化是地缘政治的反命题，地缘政治是全球化的制衡者。”198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两伊战争、1990年代的南斯拉夫内战、911恐袭与后续的伊拉克大中东战争、朝核危机、利比亚与叙利亚内战，皆可视作地缘政治对全球化的反扑，“乌克兰与台湾，会否是地缘扑克（Poker）的最后两张牌？”

张登及指出，由地缘政治的回归观察现下国际秩序，可看到海陆权国家的博弈。在海权之争上，美英会竭力维持海洋霸权、防止陆权国突穿远海，故其主张“自由航行”，中俄则会拒止海权逼近本土、并寻适当机会突穿封锁，故会主张“历史水域”；而在陆权之争上，美英会避免陆权国再控制由东欧到中亚的心脏地带，中俄则要避免海权国控制心脏地带，故会提出“一带一路”、“欧亚经济联盟”等计划；而在盟友关系上，美英若要避免陆权国家结盟，便要组织盟友制止中国成为区域霸权，同时力求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中俄则会有不同的战略考量，俄罗斯本可尝试改善美欧俄关系，中国则可在稳住俄罗斯的同时，争取与发展中邻国的关系，但俄乌战争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美欧俄修好的进程，打乱了上述布局。

而由欧陆回望东亚，张登及也点出几个危险热点。首先，1952年的《旧金山和约》只是冻结了东亚战争，却未解决深层问题。彼时美国是东亚秩序的主导者，面对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的战略环境，其有意改变日本的地位，使其成为边缘的枢纽。在此一背景下，《旧金山和约》成了片面的秩序建构，苏联与盟友皆未签署此约，连带日俄之间亦无和约，北方四岛问题遗留至今；“中华民国”则在1954年另与日本媾和，台湾地位问题至今未决；北京、河内也未受邀参与此会，故有后续《中日友好条约》中的台湾问题；印度则是受邀但不出席、印尼等国亦未批准。简言之，东亚各国在理念上并无共识，包括谁是二战战胜者、是否存在侵略者等问题；无独有偶，朝鲜战争亦是“未结束”，朝鲜更在2013年废除停战协定。

张登及指出，东亚秩序在法理与理念上都未凝固，又遇上权力移转，自会受到激化，如今的大国博弈又存在结构性困局，包括中美有80%的权力对比处于高危区间，俄国至今仍是核强权，贸易、科技、疫情互疑叠加导致沟通低效，美国内政纠结又使其难以对俄缓和，故眼下要对中国打俄国牌极度困难。

在此脉络下，张登及指出，新冷战将会是一场持久战，不均等的增长不再带来互惠与和平红利，以壁垒确保“相对收益”或将成为主流。在此背景下，新冷战的发展会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会出现两线持久战，“后方”绑定盟友、搭筑壁垒，“前方”则以代理人战争消耗对手；第二，护栏薄弱，各式议题交杂、共识低、危机扩散快。但张登及也提醒，新冷战未必是百年马拉松，“前方”也有可能提前出战，使危机烧向后方。

张登及进一步提出对两岸的极限思考。如今后全球化时代来临、东亚旧金山和会秩序瓦解，地缘政治竞斗主导国际秩序，“前方”代理人战争诱因上升，国际格局可能出现“双杀打”、“漂流世界”两种秩序结果。

所谓“双杀打”，即是“前方”的代理人冲突，即莫斯科准备不足却“因故”进攻，败战衰微，乌克兰则在误击下被牺牲打；北京也在条件不备却“因故”进攻，复兴进程由此逆转，台湾也在误击下被牺牲打。故“双杀打”的结局，便是乌、台在持久战中“有所损伤”，但国际的权力移转由此停止，美国顺利维护单极。

所谓“漂流世界”（Drifting World）的发展则恰好相反，即俄罗斯能借由此次冲突巩固乌东，东欧将陷入动荡，“基辛格大三角”（Kissinger Reverse，意指中美俄战略三角关系）失灵。而战争胶着恐影响美国选情，致使特朗普胜出，美国或将战略收缩，同时更加卸责盟友。

至于持久战“前方”的断层线行为者（台湾与乌克兰），是否有“不战”的选择权？张登及总结，若由地缘与权力决定论来看，“前方”没有是否参战的选择，就连何时与如何战的选择都十分有限；但若由意图与谋略可恃论来看，妥善管理意图、维持战略耐心，可以影响冲突的规模与时点。

为何各国反应不同

吴玉山则分析了全球视野下，影响各国以不同立场应对俄乌战争的因素。

吴玉山指出，可以观察到，战场的邻近国家反应最强，包括波罗的海三国、波兰；距离较远的欧洲大国反应则较为节制，包括德、法、义；但美英两国的反应又十分剧烈；其他更远的非欧洲国家则反应有限，或维持中立。俄罗斯则有少数俄盟友支持。

对此现象，吴玉山提出三个层次的解释：系统、国内与决策。其中“系统”包括“安全与距离”、“战略三角与延伸关系”两个因素；“国内”包括历史、文化与制度；“决策”则意指政党偏好与领导人立场。

首先在“系统”层次的“安全与距离”上，俄罗斯侵略必然对区域国家构成安全威胁，故距离战区越近，感受到的安全威胁越大，而安全依靠可以用三种方法寻得，第一，外部抗衡，即依赖其他大国与俄对抗，例如美国；第二，扈从俄罗斯，例如白俄罗斯；第三，中间路线，即成为战略枢纽、维持中立、推动全方位外交，但此次战争爆发后，中间路线显然受到挤压，选择外部抗衡的国家增加，例如要求加入北约的瑞典与芬兰，但还是有例外，例如维持枢纽身分的土耳其。

然美国分明不是欧洲国家，为何反应如此剧烈？吴玉山指出，美国身为世界霸权，在全球具有普遍利益，并可在全球范围投射权力，故对任何战争均为“在场”。从这一脉络观之，美国与俄乌战区距离“甚短”，故适用于安全威胁高、抗俄反应强的假设，其也选择与邻近战区之东欧国家形成同盟，共同要求对俄罗斯极限施压，与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传统欧洲大国不同。

而在“战略三角与延伸关系”上，吴玉山指出，对他国之关系由与第三国之关系决定，如与一强国相善，则与该强国之敌国相恶。简言之，美国之盟友感受到美方压力，只能不断升高与俄罗斯的对抗，传统欧洲大国德法意便是如此，与美国关系密切的英国，更是在战争之初便积极反俄，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加拿大（Anglo-Saxon core）也是如此；美国的亚洲盟友亦同，包括日、韩与台湾。日、韩、澳等随后参加了马德里的北约峰会，即为此一状况脉络的体现。但当“安全与距离”之考虑和“三角关系”有所冲突时，国家便会有所挣扎，配合得较不情愿。

反之，如与一强国相恶，则与该强国之敌国相善。吴玉山指出，美国之对手，受到美国压迫，自然不免对俄亲善，中国即处于此种状况；印度一向怀有反西方、反殖情结，对西方之反俄动员要求自会拒绝；其他的金砖国家（BRICS）如南非与巴西，也皆有此种倾向，想要加入 BRIC的阿根廷、与美有冲突的墨西哥亦如是。对于此类非欧洲大国，安全距离因素不导致其反俄，三角关系亦使其抗拒西方动员。

而在“国内”层次上，吴玉山指出，历史、文化与政治制度扮演了重要角色。波兰便是典型案例，其对俄罗斯的历史仇视与对乌克兰的亲近，可能大幅度增强国家安全与三角关系的因素，波兰如今已成西方国家支持乌克兰的最大前进基地；但国内因素也可能与国家安全与三角关系发生冲突，而使一国陷入困难境地，例如传统亲俄的保加利亚，便在俄罗斯停止对其供气后，出现了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但塞尔维亚则仍然维持对俄罗斯的亲善，或许是因为其尚未被纳入西方体系，故三角关系效果有限。

另在“决策”层次上，吴玉山指出，不同政党与政治领袖会有不同反应，因而影响一国的抗俄强度。眼下的东欧战略断层线国家内，存在不同政治势力，故会有不同的对战略态度，例如当今执政的“法律与正义党”（PiS），是波兰最反俄的党；奥尔班（Viktor Orban）在匈牙利政坛光谱内，立场相对亲俄；法国的马林勒庞（Marine Le Pen）立场也执政的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不同；墨西哥的洛佩斯（Andres Manuel Lopez Obrador）在国内也属于相对反美阵营。

吴玉山表示，即使是美国，若今日是特朗普在位，对俄罗斯的政策也可能会与拜登（Joe Biden）不同，或许特朗普在强调经济的视野下，会相对不认为乌克兰是美国的重要利益，也较不重视传统与欧洲盟邦的关系，而会认为其占了美国便宜。

而综合前述因素的排序，吴玉山认为，“安全与距离”仍扮演了关键角色，其次是“战略三角与延伸关系”，再次为“国内历史文化与制度”，最后才是“执政者与决策”。吴玉山亦感叹，现在的世界已经与过去三十年大大不同，俄乌战争就是对转捩点的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