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俄秩序总体战开打　双方究竟争什么？｜专家有话说

2月24日俄乌战争爆发后，冲突持续至今已将近5月，伴随赫尔松（Kherson）、马里乌波尔（Mariupol）、利西昌斯克（Lysychansk）等地易主，俄军已成功打通连接克里米亚与顿巴斯地区的陆桥，并将乌军逐出卢甘斯克；与此同时，粮食、油价等民生议题冲击全球各地，不少脆弱经济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国际权力格局亦因冲突而加速倾轧，欧洲与印太地区皆出现了被动员与抵制动员的现象，堪称冷战结束后的新时代变局。

针对此议题，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于2022年7月8日举办“后全球化视野下的俄乌战争”论坛，并由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中华民国国际关系学会、财团法人日月光文教基金会参与协办，邀请到中华民国国际关系学会会长与政治大学外交系主任卢业中、政治大学民族所教授赵竹成、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与欧盟莫内讲座教授叶国俊、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教授辛翠玲、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主任与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张登及，分别以美国、俄罗斯、欧洲、印太、东亚与两岸视角提出分析，论坛主持人则是台湾中研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吴玉山。此为系列报道上篇，共两篇。

俄乌战争与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首先，卢业中由美国视角提出分析。

其指出，在美国的论述中，民主、国际组织和自由贸易可为和平与全球繁荣创造条件，美国也在冷战过后，以自身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成为其自称的“善霸”；然这般秩序要能成形并巩固，仍取决于全球权力的分配状况，并与领导强权的意识形态有关。故从现实视角来看，美国所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仍有“普及性”问题，也就是其似乎仅存在于“民主国家”之间。

卢业中接着分析，支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人士多认为，自二战结束后，此类国际秩序便不断深化、前进，即便遭遇波折，也不过是在遭遇挑战后进行了新的创建、强化与维系，形成循环。而每次被挑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总能吸引志同道合、且得益于该秩序的民主国家同心协力力挽狂澜，进而获取新的定义。简言之，以规则为基础、以开放为特色的主张保持了扩充性，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由此历久弥新。

卢业中举例，乌克兰欲加入北约一事，正好符合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地理与心理上的扩充性，而虽说此一要求遭到了俄罗斯武力逆袭，却也促成民主国家大团结，芬兰、瑞典亦表态欲申请加入北约。由上述发展观之，俄乌战争有助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强化与维系。

而论及美国在战争开始后的外交作为，卢业中表示，美国的行动大概可分为两类，第一是强化与北约盟友的联系，第二是援助乌克兰。此外美国也在印太地区积极动作，包括拜登（Joe Biden）访问韩国、赴日参与“四方安全对话”（QUAD）峰会，公布“印太经济架构”（IPEF），接着又与东盟国家领导人会面，还参加了北约峰会，美国似乎正对中俄进行双杀。回顾此前，美国在印太做了不少地缘布局，包括2021年3月的“四方精神”联合声明、2021年9月15日联合英澳宣布成立的军事外交安全合作伙伴关系（AUKUS，又译“澳英美联盟”），后者的首要目标是由英、美两国协助澳大利亚建造一支核子动力潜舰舰队，只是如今AUKUS三国中已有两国更换领导人，不知会否影响既定军事规划。

而关于自由国际秩序能否继续维持，卢业中表示，西方亦有悲观声音。例如所谓“过去的好日子”（Good Old Days）之说，便是指如今的国际结构中，美国看似集所有权力于一身，其实难敌国际社会日渐分权的现实，例如包括印度、阿根廷等国家，皆未积极参与此次对俄制裁，就连民主国家都出现了立场不一的现象，美国所召开的美洲峰会，甚至遭到了拉美国家的抵制。

卢业中指出，针对上述现象，美国也有学者提出解方。例如有学者表示，国际上虽有分权的现象，却可以通过把G7扩张成G12来缓解，也就是以全球治理缓冲分权问题。此外美国也逐渐视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也在近期表示，“我们不能仰赖北京改变作为，所以我们将形塑北京周边的战略环境，以推动我方追求一个开放且包容的国际体系愿景。”

卢业中最后总结，拜登虽校正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美国优先”，却仍将维持美国领导地位，而因其无法放弃对意识形态的坚持，故自由国际秩序仍有其局限性。而依据“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分析，俄乌战争发生后，愿意负担高油价的美国民众比例已由三月的73%，下降至五月的59%；愿意接受通胀的比例同时期亦由65%下降至52%；民众愿意美军为此牺牲的比例亦同步下降。故战事的发生与持续，对美国领导地位有短期巩固的效益，但若战火持续延烧，且乌克兰无法避免持续失去领土，则美国的领导威信与地位恐受质疑。

这不是俄乌战争

而赵竹成则以俄罗斯的视角，分析冲突的爆发。

其指出，这场特别军事行动共有三大目的：第一，解放顿巴斯，清除新纳粹暴行、挽救百姓的生命权及文化权；第二，遏止美国及北约武装集团自1990年代起对俄罗斯的安全压迫；第三，回复历史秩序。在此基础上，赵竹成表示，这场冲突并非所谓“俄乌战争”，也非仅止于俄罗斯及乌克兰两国之间的武装冲突，而是俄罗斯与美国及其附庸武装集团的总体战。

而针对冲突的爆发，赵竹成指出，乌克兰政府对民众的国家暴力是原因之一。其举例，乌克兰先后出台多部压迫俄罗斯裔乌克兰人、俄罗斯语乌克兰公民的法律，包括2014年的《语言法》、2017年的新版《教育法》、2019年的《关于确保乌克兰语发挥国语作用法》、2021年的《乌克兰原生住民权利法》等。上述法律既剥夺了在乌俄语人口使用母语的权力，也剥夺俄罗斯裔乌克兰人的原生住民资格。

赵竹成感叹，台湾人一天到晚讲白色恐怖，讲纪念世界母语日，如今面对乌克兰发生的事情，却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些被压迫的人也是乌克兰公民，只不过因为想说自己的母语俄语，就要被迫害。”赵竹成进一步表示，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乌克兰甚至把这些民众当成恐怖分子，用飞机大砲轰炸，2014年迄今8年，乌东地区的死亡人数高达15,000人，也就是1年死亡1,875人，1个月死亡157人，1天死亡6人，12小时死亡3人，4小时死亡1人，这样恐怖的惨况，长期被西方无视，法国记者波奈尔（Anne Laure Bonnel）拍摄的纪录片《顿巴斯》（Donbass）便在西方长期受封杀。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虽然只剩写报告的功能，却直到冲突爆发前的2022年2月21日，都还出文章记录发生在乌东地区的暴行，但西方依旧充耳不闻。

赵竹成接着举例，2014年5月2日敖德萨（Odessa）发生大屠杀，起因是其欲宣布独立，但更深远的因素，是乌克兰政府在克里米亚危机后，先抨击敖德萨亲俄人群、俄语使用者是恐怖份子，敖德萨才忍无可忍宣布独立，接着便发生了后续的流血冲突。

此外，乌克兰的国家暴力还包括对新纳粹的支持。赵竹成指出，乌克兰长期存在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包括C14、右区、亚速营等，乌克兰政府近年更是公开纪念班德拉（Stepan Bandera）等策动种族屠杀的人物，并奉其为民族英雄，甚至连孩童都参与其纪念游行，“看一下沃伦大屠杀、娘子谷大屠杀，这个世界知道乌克兰存在这股势力，却刻意无视。”赵竹成补充，美国国会议员曾在2019年连署要求，美国政府不该资助并协训亚速营，但一点用都没有。

除了国家暴力外，赵竹成称也指出，北约持续东扩，也是导致冲突爆发的原因。其中美军在乌克兰设立生化实验室，便是一大安全隐忧，其主要研究项目包括：鼠疫、霍乱、炭疽热、黄热病、白喉沙门氏菌、痢疾等，其中UP-2、UP-9、UP-10专案研究非洲猪瘟、出血热；UP-8专案研究出血热、钩端螺旋体、汉他病毒，所涉实验室位于基辅（Kiev）、敖德萨、利沃夫（Lviv）、哈尔科夫（Kharkiv）等地；P-781专案进行蝙蝠载体实验，实验室位于哈尔科夫。这些年来，实验室已先后移交6种病毒，包括冠状病毒H5N1、三种病原体等。

赵竹成最后播放乌军撤出利西昌斯克后，俄军接管的侧录影片，片中居民激动对俄军表示“我每天在等你们，请你们不要再离开。”赵竹成指出，尽管俄方资讯有其片面性，但西方眼下封杀全部俄方对外发声管道，只准自己用资讯轰炸全球视听，这也是不正常的。至于乌克兰以后该怎么办？赵竹成表示，自己也没有答案，“但我想引用恩格斯在1847年波兰起义17周年的讲话，Никакая нация не может стать свободной, продолжая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угнетать другие нации，当一个民族还在压迫其他民族时，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一个民族的未来，如果是建立在对另一个民族的仇恨上，这个民族没有未来。”

欧盟既有问题因俄乌战争而加重分歧

叶国俊则以欧洲视角，提出自己对俄乌战争的观察。

其指出，这场战争既为欧盟带来新分歧，也在加重了既有问题的分裂。首先，是乌克兰是否加入欧盟的问题。叶国俊指出，表态支持者包括波兰、波罗的海三国、意大利、欧盟执委会主席；质疑者则有荷兰、葡萄牙。法国甚至自己提了要创建“欧洲政治共同体”（European Political Community），可见欧盟在此事上立场并不一致。

而在此争议中，英国的动向引人注目。叶国俊指出，约翰逊（Boris Johnson）虽已确定要下台，但这无法解决英国的困境，“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已经预测，由于俄乌战争会强化脱欧后的供应链物流阻碍，故英国将是G20中除俄罗斯外，经济表现受俄乌战争冲击最大者，2023年经济预期会是零成长。对此发展，叶国俊引用印度经济学家、前印度储备银行总裁拉詹（Raghuram Rajan）所言，“任何危机必有征兆与警示，但提出者没权力，而有权者不愿听。”但尽管如此，叶国俊亦表示，脱欧后的英国也有其他优势，包括避开欧陆乱局、获得与人权争议国家签署FTA的机会等，例如海合会国家。

而在欧盟与俄罗斯的经济互动上，叶国俊分析，如今的俄罗斯在经济制裁倒逼下，反而比中国更早进行“内循环”。而欧盟国家短期之内，则无法切断对俄罗斯的油气依赖，例如德国便有厂商开始使用K帐户（双重帐户），即在下属的天然气工业银行开设两个平行帐户，第一个帐户用于汇入欧元，银行将其兑换成卢布转入第二个帐户，再支付给俄方。如此一来，便可符合双方政府的规定要求，又让交易平顺运作。对此现象，叶国俊指出，依据“引力模型”研究，除非自行制造经济衰退，否则欲有效降低双边经贸投资往来，必须自制度因素着手，有句话说，“脱钩比冷战更痛苦”，不要对未能立即转变的国家在道德上过分苛求。

而在供应链与物价压力影响层面，叶国俊表示，欧债危机经验后欧盟学到了教训，必须善用工具解决问题，故此次针对疫后经济复苏，也推出了“紧急购债计划”（PEPP）、“欧盟复苏基金”（European Recovery Fund）等项目。但如今俄乌战争带来衰退阴霾，必将影响舒困措施效果，可能使上述政策再度受质疑，眼下各国债务殖利率与经济表现再度发散，坚持紧缩结果，可能使危机再现。

叶国俊最后指出，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在1997年表示，“借经济整合趋向政治整合，将适得其反且激化政治对立，因为原本可用经济工具（如汇率）解决问题的途径已不存在，最终仍须各国政治相协调。”叶国俊总结，2015年后欧盟已得到教训，试图改善解决危机的机制且有成效。但若部份国家受限历史经验、拘泥不化，俄乌战争的压力或将使欧盟陷于险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