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红楼背后的“辛亥革命与香港”
立法会议员朱凯廸昨日（16日）收到革命遗址红楼的住客求助，指收到新业主的迁出通知，担心遗址将被清拆，而红楼部分围墙及一些树木也已被移除。官方一直以红楼兴建年分存疑，与革命活动的直接关系也难以证实为由，仅将红楼列为一级历史建筑。早于2011年，已有专家、市民借辛亥革命100周年，要求“翻案”，并把红楼“升呢”为法定古迹。当时已有声音忧虑，若不升级为法定古迹，红楼或有被拆之虞，今日很可能不幸言中。
红楼的历史意义，吕器在〈辛亥革命与香港青山红楼〉一文中说得相当详尽：
青山红楼是当年香港‘革命富人’李纪堂所办农场的管理事务所。李纪堂在惠州三洲田起义失败之后，择此地举办农场，完全直接得自孙中山之授意。孙中山认为该处丛林茂密，人迹罕至，易于掩人耳目，既足为秘密策划之根据地，又足为党人之逃逋薮。1907年潮州黄岗与惠州七女湖两役失败后，起义者皆逃匿其间，得保安全；其他诸役之亡命同志，落脚于此，得以避清吏之通缉者亦繁有其人。1943年李纪堂病逝于重庆，冯自由挽联中有句‘多少困穷亡命客，望门投止等归乡’，即指此也。当年农场并秘密设有军械库、炸药库、粮饷仓，茂林修竹之间，还辟有为党人练习射击的靶场。汪精卫、黄复生、刘忠复、喻培伦诸人组织暗杀团，欲暗杀清吏，恒在场内作秘密爆炸试验。遵孙中山之嘱咐，每有同志到此，李纪堂皆供应一切，热情招待。每逢爆炸试验，李纪堂亲自驾驶小火轮，为同志‘望风’，以防不测。辛亥黄花岗起义前，黄兴曾驻红楼，策划军事。起义人员之集合、组织、接待、军械、饷糈之筹划运济，方略之执行，通讯之联系，莫不与青山红楼攸关。
吕器的意见，建基于史学大师罗香林《国父在香港之历史遗迹》及冯自由《革命逸史》的考证。据这些说法，香港与广义辛亥革命渊源极深，而红楼在其中占有关键位置。
说到“广义辛亥革命”，自有狭义。狭义的辛亥革命，时间上只指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到1912年元旦国父孙中山先生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间两个多月的事。虽说是狭义，却是史学界惯常使用的定义，西方史学界也习常用1911 Revolution或者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称呼辛亥革命。顺带一提，“辛亥革命”这名词来源、由谁人首先提出，现时已难以考实。
若据狭义“辛亥革命”，的确与香港没有太大关连，可能面临清拆的青山红楼，更称不上“辛亥革命重要遗址”。事实上，整个广东地区参与辛亥革命的程度也不深，最重要的事情发生在广东咨议局内。晚清预备立宪，广东也在1909年设立咨议局（选民人数只占全省人口不足0.5%）。辛亥革命期间，广东咨议局召开满汉八旗及绅商各界大会，讨论广东独立。最后，广东咨议局在11月9日宣布脱离满清政府，成立都督府，以和平方式推翻满清在粤统治。
但广义的辛亥革命，时间上却比狭义的长得多，香港与红楼在当中的价值也更高。美籍华人史学家唐德刚就曾指出狭义辛亥革命的不合理：
盖“革命”究与突发的“政变”不同，它是长期酝成的结果。只见其果，不明其因，是会引起误解的。至于广义的用法，似乎就应该包括辛亥革命的背景和它立竿见影的后果了。
要说到“长期酝成”，当中核心人物当然须数到国父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在1878年5月2日随母赴港，前往檀香山，17岁再经香港返乡。与大部分看过香港与外国异于国内的物质文明的人（例如康有为）一样，孙中山眼界大开，更立誓“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除了旅途中转站，香港更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起始点。孙先生在1883年11月来港升学，先后就读于拔萃书室（现拔萃男书院）、中央书院（现皇仁书院）及香港西医书院（今李嘉诚医学院）。除了求学，孙先生更以香港为基地，策划了乙末广州等六次起义。
当时兴中会、同盟会人策划革命，也是走“实事求是”、“循序渐进”路线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也不是盲目乱冲、白白浪费有用之身。所以，革命党人策划起义，同时也规划逃脱路线。香港在当时是英属殖民地，便利革命义士逃亡，地处珠江口的屯门青山，更是“近水楼台”，成为革命党人重要的根据、退守地之一。
事实上，香港策动革命的起点，实更早于孙中山在港设立兴中会总部。兴中会的前身“辅仁文社”，其实早在1890年已在香港设立。创立“辅仁文社”的，正是张学友在《十月围城》中饰演、被清廷暗杀的杨衢云。中西区区议会曾将与晚清革命相关的15个地点，组成一条“孙中山史迹径”──只可惜，近年已有市民发现文物径处处垃圾，多个纪念牌也被垃圾及杂物遮盖，游客已难从文物径认识革命党人事迹。另一介绍革命活动的重要景点──孙中山纪念馆的年均入场人数也只有六万人左右，并不理想。
香港与晚清革命的关系极深，只是港府一直未有重视。这一点在殖民地时期，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现时香港已然回归，这些对保留民族回忆至为关键的遗趾，不是欠缺适当保育甚至面临被清拆的危机，就是与垃圾为伍，当中反映的政府与社会轻视历史的问题，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