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上大国角力前沿 是什么决定澳大利亚的安全路径选择?| 地理看世界

撰文: 周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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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澳大利亚史上最大的战略赌博,澳大利亚正把全部赌注押在美国的决心和意志上。”悉尼大学历史学家柯兰(James Curran)如此评价澳大利亚日前撕毁与法国价值900亿澳元的12艘柴油潜艇合同、转向美英承诺的至少8艘核动力潜艇的决策。
的确,此举激怒了法国、挑衅了中国、让邻国印尼不安,并将澳大利亚更深地与美国及其印太战略捆绑在一起,推高了该国参与中美潜在军事冲突的风险。对于一个严重依赖中国市场的中型国家来说,这似乎并不是理性之举,那为何澳大利亚会做出如此选择?

注定被西方侵略者采撷的大陆

很多人会将澳大利亚追随美英的原因归结为人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趋同,至于地理元素,可能就只认为澳大利亚孤悬在南半球大洋洲一侧,与欧美地理上的遥远距离和在印太地区的孤独感,加强了该国心理上的不确定性,因而会更强烈地寻求安全保障,尤其是考虑到澳大利亚稀少的人口限制了军力。这也是澳大利亚上世纪60年代畅销书《距离的障碍》(The Tyranny of Distance)的核心论点。

以上都是关键因素,不过,我们不妨将时间再往前拨几千年,探讨一下,为什么澳大利亚未能在漫长历史中发展出一定文明和足够人口,最终会被西方殖民者如此轻易地占领,而未能如同印太地区周边前殖民地一般“再获独立”?

抱持“地理决定论”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一书是这样解释:比起南北极以外的大陆,澳大利亚的文明发展程度为最低,可谓万古如长夜。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澳大利亚土著仍生活在石器时代,没有文字、村落、农牧业和弓箭等金属工具,且整体人数不过30万,因此在西方的枪炮和病菌面前不堪一击,使殖民者得以攫取整片大陆。

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以前,澳大利亚土著仍生活在石器文明,这使得他们不堪一击。(Wiki Commons)

为何此地是文明的荒漠?这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地理。首先,这是一片被海洋环绕的大陆,在现代造船业发展之前,很难与外界交流,澳大利亚土著基本上与世隔绝;再者,澳大利亚初始条件很难发展起农牧业,该地虽然动物种类繁多,却不具备可被驯养的动物(例如猪、羊、牛、马、骆驼等),游牧文明所需要的畜牧经营无从谈起,而农业方面除了澳大利亚坚果外,也没有可供种植的作物种子(如麦子、水稻等),因此也难以发展出农耕文明。更何况整体气候还受南半球的圣婴现象支配,长期干旱或汹涌洪水没有规律地交替出现,这更使得尝试农业种植通常无功而返。

另外,澳大利亚中西部六成面积处于干旱少雨的热带沙漠型气候,北部又因靠近赤道而气候炎热,只有东南和西南少量沿海地区水资源充足、气候适宜的地方适合定居(目前澳大利亚85%人口也集中在东西海岸50公里以内),这也使得这片大陆虽然广袤,但无法孕育出大量土著人口。

澳大利亚气候图,橘色为热带沙漠气候,深绿色为热带气候,深红色为赤道气候,浅绿色为亚热带气候,黄色为热带草原气候,只有蓝色为最宜居的温带气候。(Wiki Commons)

因此,澳大利亚土著停留在了原始的采集方式。他们采取简单粗暴的“火耕”(fire-stick farming),即放火烧毁一块丛林,以烧焦的动物为食,同时清理出一片可供生活的空地。这种居无定所的游荡生活显著限制了人口增长和文明累积,上万年的“火耕”也导致澳大利亚植物现以极易燃烧、可浴火重生的桉树为主,使得山火成为澳大利亚极为头疼的问题。

总之,澳大利亚的初始条件很难发展出一定的文明和人口,此地注定成为外向型西方航海文明采撷的殖民地,这便为后续走向奠定了基调。

白人、少人决定的安全路径

在英国1788年正式在澳大利亚建立殖民地后,由于英国最初只是想在美国独立后寻得一处新的罪犯流放地(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的城市化造成了城市贫民窟和犯罪泛滥),且澳大利亚相当原始的条件也远不及中国和东南亚具经济价值,因此该地早年一直只是英国疏于打理的海外监狱。

直到19世纪20年代后,一些自由定居者发现此地引进牛羊后适合发展畜牧业,因为中西部热带沙漠气候中的灌木丛是天然牧场,又有探索家在19世纪40年代发现了丰富的金矿等矿产资源,该地才逐渐吸引了大批西方冒险家,此后铁矿石、煤、锌、锂等资源的发掘更是奠定了该国资源型经济的特点。澳大利亚也从不毛之地成为了轻松致富的“幸运国家”(The Lucky Country)。

澳大利亚土地使用数据,其中中西部的较深紫色为矿区西部,中东部的浅黄色为放牧区,因此澳大利亚又被成为坐在矿山上的国家和骑在羊背上的国家。(澳大利亚农业局)

这种发展路径决定了澳大利亚两大特点。第一,她最初主要以白人定居者和囚犯组成,且畜牧业和采矿业开发时间较晚,所需人手不及英国在美洲以及马来西亚等殖民地发展种植园经济时必须引进的大量黑奴及华工,因此保持了白人人种同一性,该国文化和心理认同也自然倾向西方,尤其是同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美英。同时出于文化和语言隔阂、意识形态和种族主义等因素,澳大利亚与毗邻的亚太地区关系也更为疏远。

再者因为开发时间较晚,即使在淘金热的刺激下,澳大利亚1901年立国成为英联邦一员时人口也不过400万人,如此小的基数,再加上澳大利亚直至1972年实施“白澳政策”拒绝非白人移民,因此该国发展至今也不过2,500万人,要知道该国面积有中国四分之三之多。如此稀少的人口严重限制了该国市场规模、发展制造业的能力、以及军队规模(如今现役及预备役军人不过8.8万人),一旦该国感到安全威胁,孤悬于南半球的不安感就会促使她更主动地寻求美英庇护。

安全忧虑促澳倒向美英

纵观澳大利亚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大特点贯穿其安全政策。在二战期间,澳大利亚因军力有限担心被日军入侵,而她的宗主国英国又分身乏术,英属东南亚殖民地接连陷落,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港一度被日军炮打,这坚定了她向美国寻求庇护的决心——尽管日本在1942年中途岛海战大败后就无暇顾及澳大利亚,从未登陆过澳大利亚本土。本来,美国并不打算为澳州承担防务责任,但澳州积极加入朝鲜战争、愿与日本签署和平协议等,终于争取到美国1951年缔结澳纽美安全条约(ANZUS)。澳大利亚时任外长斯彭德 (Percy Spender)还强调 ,“只有与太平洋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建立正式合作,才能保卫澳大利亚安全。”

冷战开始后,澳大利亚又因周边共产主义蔓延而深感危机,尤其是临近的印尼首任总统苏加诺(Bung Sukarno)60年代与印尼共产党越走越近,还出兵接管了离澳大利亚甚近的西巴布亚和巴布亚省。面对人口当时为澳大利亚八倍的印尼,澳大利亚自然不断加深与美国的安保关系,包括参与越南战争,打击共产主义的同时向美国示好。1966年至1967年的澳大利亚霍尔特(Harold Holt)为增兵越南辩护时就说,“澳大利亚除了美国的友情和力量,还能从何处获得安全?”

同时,又因冷战愈演愈烈,澳大利亚对美国的重要性越发突显,澳纽联盟与日韩联盟一道,成为美国亚太布局的南北两锚。专注情报分享的“五眼联盟”也在60年代正式落地,进一步强化了美澳的安全合作。

虽然从70年代起,澳大利亚因中美关系转圜、苏加诺前些年落台而威胁感大大降低,加之澳大利亚左派工党1972年首次上台执政后取消“白澳政策”,主张澳大利亚对亚洲近邻地区做出贡献,90年代苏联解体、中澳经济关系不断加深后,澳大利亚进一步融入亚洲,但这并未改变澳大利亚的西方本位心态以及美澳安保同盟的深厚纽带。澳大利亚在海湾战争、南斯拉夫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均追随美国,两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关系仍非常紧密。

尽管在缺乏安全风险的和平时期,中澳经贸关系能让澳大利亚对中国这个大客户笑脸相迎,但近几年,尤其是南海争端以来,澳大利亚越发忧心中国以经贸实力和军力改变地区秩序,同时还担忧华人以飞速增长的投资和移民“买下”澳大利亚,渗透进政商学界。

因此,焦虑的澳大利亚便如同二战和冷战一般,更加与美国站在一起,并加强自身防卫能力。澳大利亚2016年的《国防白皮书》便宣告大幅增加军费,包括向法国购买12艘潜艇(如今取消的项目)、向美国购买72架F-35隐形飞机等。尤其是奉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同年当选,还让澳大利亚一度恐慌会被美国抛下,因此进一步追随对方的同时还与日本等域内国家强化安保联系。在去年中澳贸易战使两国显著交恶之后,澳大利亚今年军费又大增15%,可见该国的不安。

另外,大量军工项目不仅能缓解澳大利亚的安全焦虑,还能借机振兴颓败的制造业。该国由于人口过少,不符合现代制造业的“市场临近”原则,也难以形成产业规模效应,再加上人工过高,因此自东亚及东南亚制造业崛起以来,澳大利亚制造业开始不断流出,从60年代就业人数与GDP占比均接近三成,滑落至如今两个数字均在5%左右,第二产业仅以出口矿业原材料为主,这让该国精英逐渐感到警惕,认为制造业衰落一大原因是从中国购买了太多成品。

澳大利亚第一个本土汽车品牌霍顿(Horton)2017年关闭在澳车厂,图为霍顿失业工人坐在生产的车上。(路透社)

2016年,时任总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在宣布向法国购买潜艇时,就强调潜艇将在澳大利亚东南部凋敝的汽车基地阿德莱德(Adelaide)建造,将提振该国造船能力,且九成供货来自澳大利亚本土,维持2,800个岗位。不过,法国承包商在去年以澳大利亚工业能力不够为由,将本地供货比例降至六成。澳大利亚眼下以法国造价大幅上涨、工期推迟等原因取消合同,其实部分原因也归咎于该国本身制造业实力有限且供货昂贵,当然更主要的还是该国越发感到不安,转而购买战力更强的核动力潜艇,以及加深与美英安保同盟。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很难以经济报复手段制止澳大利亚的转向,因为澳大利亚出口的铁矿石等资源型对中国而言是刚需,短时间很难寻得替代,去年澳大利亚对华出口仅仅同比缩减3.59%,今年以来更是一路高涨,7月出口达到历史性的194亿澳元,同比增长72%之多。而中国封锁澳大利亚红酒、龙虾等举动,只是进一步激发了澳大利亚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总而言之,澳大利亚的安全路径选择,被她“白人国家”和“人口稀少”的特点深深影响。尽管作为中等国家,在大国角力时左右逢源似乎是最好选择,澳大利亚在未感到安全风险时也是如此,但如今澳大利亚深深警惕于中国的经济“入侵”和军事实力,这促使她紧密跟随历史上紧密的安保盟友美国,跳入中美大国角力的前沿阵地,以求得美方庇护,为此不惜得罪另一盟友法国和邻国印尼。而中国现时缺乏实质影响的经济大棒,也只会将澳大利亚越推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