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疫情｜为何自民党抗疫不力却仍立于不败之地？

自七月下旬新一波疫情杀到以来，日本疫情仍未出现受控迹象，日增确诊仍维持在2万人以上的高位，ICU内的重症患者已累积至逾2,000人，全国逾11万患者因医院床位不够只能居家疗养，病人无法及时送医而死在家中的新闻不绝于耳。
毫不意外，民众对菅义伟政府残余的信任感继续蒸发，8月28日最新民调显示其支持率又跌至新低26%，七成受访者都称担心日本医疗体系崩溃。

日本疫情扩散至此，自民党政府难逃其咎。自去年以来，政府最显著抗疫措施便是宣布了五次不具约束力的紧急事态宣言，以及疫苗接种在克服了缓慢起步后也算推进平稳，其余诸如电子追踪患者行踪、大规模筛检、以及确保入境者隔离等抗疫必备对策，都做得相当糟糕。

该国与微软合作推出、提醒与确诊者密切接触的追踪软件COCOA从去年6月推出起就问题不断，其中安卓版本更是因系统升级后的不兼容，导致三成用户长达4个月都无法收到通知，未发挥出应有作用。此外，检测量也迟迟提不上去，目前该国整体阳性率仍然超过一成，像神奈川、京都府和大阪府等重灾区甚至达到两三成，可见有大量初期患者仍未被筛检出来。

就连容易做到的入境者隔离也是混乱不堪，政府规定只有高危地区的来客需在指定设施隔离3至10天，其余居家隔离便可，然而6月有报道指出，平均每日有4,000居家隔离者不知所踪，直到8月中旬政府才迟迟推出应对措施，公布了三名未守规矩隔离者名字的罗马拼音，希望靠羞耻感来约束入境客。

可以说，日本直至现在才疫情大爆发，主要归功于民众自觉，政府的作用聊胜于无。但即便如此，在不久后将举行的众议院大选中，也很少有观察家认为可能实现政权更替。

自民党长期掌权过程中对地方选举网络的控制、与各大财团的共生关系、以及与官僚体系结构的交融，都使得在选举中扳倒自民党困难重重。而自2012年大选惨败后数次分裂重组、尚未恢复元气的在野党立宪民主党，也不具备趁机上位的人力和财力。自民党在日本的“一强格局”，注定它治国再不济，也大概率会继续掌权下去。

在野党昙花一现后尚无战力

遥想2009年民主党历史性扳倒自民党之时，曾有观察者感叹这是日本战后自民党一党独大现象之终结。但事实最终证明，那只是在野党的“昙花一现”。

彼时民主党上位时，靠的是自民党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三年三首相”时丑闻频频、民众求变的“天时地利”，以及民主党内政经势力雄厚的鸠山由纪夫、政治手腕高超的小泽一郎、以及人气颇高的菅直人这“三驾马车”掌舵的“人和”。

但民主党执政时因官僚集团反扑导致政令受阻，以及菅直人与小泽内斗导致的大分裂，还有3.11大地震的致命一击，都使得这个曾被寄予厚望的新生政权仅仅三年就彻底瓦解。民主党也随之陷入了多次分裂重组，直到去年秋天才大致重新团结在立宪民主党的旗帜下。不过，如今的立民党缺乏像十几年前“三驾马车”那般有力的领导人，党魁枝野幸男并没有格外出挑之处，筹款能力也大大下降。

更致命的是，该党政策面目模糊，不像十几年前民主党提出了约束官僚机构、打破官商勾结、搬迁美军基地、面向亚洲的友爱外交等一系列鲜明变革政策，该党现今在抗疫和经济复苏等重大政策方面并无洞见，此前也因主张无观众奥运，而与政府最后决策趋同，显示不出什么反对党特色。

关乎立民党的定位就更加奇怪，比起外界认为它理应是左翼堡垒，枝野幸男实则多次强调自己为“保守本流”，指责安倍等修宪派是“修正主义保守”，如此立场实在让人迷惑。在没有鲜明施政纲领、且定位模糊的情况下，选民在各色地方选举中支持立民党、惩罚自民党并不意外，但在决定国政运行的众议院大选中选择立民党，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立民党的政策定位不清晰，很大程度是因为其基层组织越发薄弱和右倾。历史上，支撑日本左翼政党的中坚力量一直来源于工会，不过在80年代中曾根康弘大力推进私营化后，立场左翼、以国营企业为主的“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持续瓦解，最后只能并入以私营企业为主、立场偏右的“日本劳动组织总联合会”（简称“联合”），小泉纯一郎时期推进邮政系统民营化又进一步重创工会力量。

且由于立民党执政前景黯淡，便有工会陆续脱离“联合”，例如有35万会员的全丰田工人联合会就指出，随着电气化和自动驾驶趋势的加快，需与执政党合作以协调产业政策，分析认为这会打击丰田汽车厂大本营爱知县的立民党选情。而立民党越是忧心“联合”的离心，就越不得不将政策右倾以满足其需求。这就导致，当立民党本次大选打算与日本共产党合作协调候选人时，立刻引起“联合”的高度警惕，并逼迫枝野幸男早早表态不会考虑与日共联合组阁，为两派合作蒙上阴影。

如此可见，在野党人力财力不足、政策立场不清晰以及基层组织的疲软，导致其即使是在自民党民意猛跌之际，也很难成为有力的替代选项。

“自民党-官僚-财团”结构难撼动

当然，在野党如今的羸弱除了自身种种失误，也是自民党持续打压的结果。自1955年成立以来，该党至今只有4年时间未有执政，其长年掌权早已导致日本形成了“自民党-官僚-财团”的铁三角结构，任何试图颠覆这一结构的尝试都困难重重。

具体来说，日本官僚在长年工作后积累了大量人脉后，拔尖者可能选择加入自民党竞选议员，瞄准内阁或党务职位，鲜少选择投身执政无望的在野党，而大批政治家族出身的自民党政客在治国上也往往相当依赖精英官僚的建议，这便是“自民党-官僚”共生关系。民主党前首相鸠山试图摆脱“官僚治国”时就遭到了严重反扑，从而政令难行。当然，自民党与官僚关系也不是一派和谐，例如小泉和安倍就相继加强了首相官邸主导型政治，确保将首相决策置于官僚系统之上。

另外，许多自民党高层和高级官僚在爬到一定位置后，会空降至各类公司和法人团体享受高薪厚禄，统计显示在1998年至2003年便有逾3,000名高级官僚去大企业“再就业”，这种模式称为“天下り”（即天神下凡）。

他们空降后会利用人脉帮助公司获取各种政府合同和批准文件，尤其是在七八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期政府大兴土木之时，各公司可谓争先欢迎“天下り”，尤以大藏省（后分拆成金融厅和财务省）、建设省（后纳入国土交通省）、经济通产省的官员最受欢迎。而财团因此获利之后，又会以高额政治献金回报自民党，形成稳定利益交换。尽管安倍和鸠山都曾试图改革约束这一现象，但2017年文部科学省丑闻显示该部门仍在帮助安排“天下り”，证明这一政治潜规则仍十分普遍。

除了官僚和党内高层空降财团以外，自民党也会主动吸纳财团入决策层，例如自民党政调会长一职，便是就政策征询企业和专家意见，政调会内的资深议员也往往有其专精领域，包括与经团联等商会交情甚深的“商工族”，或与农民协会交往过密的“农林族”。这些有“族议员”之称的自民党人士会在法案出台之前征询相关利益集团的意见，以及与相关官僚机构协调，这便保证了铁三角共同参与政策制定，决定日本未来方向。

在选举方面，自民党也早已建立起以各议员个人后援会为中心的巨大选举网络，财团提供的丰厚选举资金，有助于议员维持日常花销巨大的后援会运作。自民党议员也往往能通过“万年执政党”优势，为选区谋求各种建设资金，与选区形成稳固利益和人情纽带，尤其在农村地区几乎无往不胜。

此外，自民党与盟友公明党形成优势互补，公明党通过佛教团体“创价学会”拥有强大组织票，其在今年东京都议会选举中做到推举23名候选人全数当选的战绩就可说明组织严密性。且公明党支持者大多集中在城市地带，可与自民党形成选票交换，这也让推翻“自公联盟”多数席相当困难。

可以说，自民党早已深深嵌入日本各体系中，民主党2009年至2012年的失败尝试证明了，即使在野党在如日中天的时候，也难以撼动这一庞大体系，如今实力孱弱的立宪民主党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即使菅义伟政府管控疫情如此失败、民心尽失，选民也无法如同一般民主国家那般通过选上在野党来惩罚执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