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释李在镕意味着韩国仍是“Samsung共和国”？
自韩国三星集团（Samsung）掌门人李在镕今年1月因行贿案二度下狱以来，有关特赦的讨论不绝于耳。虽然文在寅政府主张社会公义和财阀改革，并一度坚决否定特赦可能性，但三星半导体策略与国家发展方向的契合以及疫后复苏的需要，使得政府口风渐松，并最终在进步派团体坚持的“服满刑期”和商界呼吁的“总统特赦”之间，选择了“假释”这一折中方案，将在8月13日放李在镕重回自由。
李在镕自2016年底被卷入朴槿惠闺蜜干政门以来，两次入狱共服刑18个月，达到刑期六成，符合韩国假释要求。不过尽管重获自由，鉴于其违反的是《特定经济犯罪加重处罚法》，刑满后五年将受到就业限制，假释期间海外旅行也受限，这意味着他依旧无法参与公司经营和海外会议，再加之他还有两案在审，仍有重新锒铛入狱的可能。
不过，既然政府选择假释李在镕，且法务部长朴范界明确表示决定是考虑到疫情对经济影响等因素，政府显然是有意提前放李在镕出狱帮助振兴经济，那么后续大概率也会在就业和海外旅行方面做出豁免，这就相当于是无需动用总统特赦权情况下的实质特赦。
该决定一出，自然引来进步派团体激烈反对，有律师团体批判这是对社会特权阶级的特惠，将严重损害司法制度的公正性。进步派报章《韩民族日报》上月底一篇专栏也曾警告，文在寅的“严惩财阀犯罪、限制赦免权”竞选承诺正成为风中之烛，若李在镕获释，将进一步巩固“果真是三星共和国”、“三星集团可以推翻大韩民国”的认识。
财阀权势不似往昔
不过，假释李在镕真的代表韩国仍是“三星共和国”吗？是，也不是。
说是，是因为去年营业额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12%的三星集团的确掌握国家经济命脉，且三星5nm芯片生产线成功与否也关系着韩国半导体立国战略的成败。尽管三星每个部门都早已放权给专业管理者，集团在李在镕入狱期间仍正常运转，今年第一季度销售额还取得史上同季度最好成绩，但在国家疫后经济复苏、大国争相抢夺半导体技术制高点的关键阶段，掌管着中长期投资计划和大型收购案决策权的李在镕不仅对三星来说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命运和发展战略的关键角色。
因此文在寅政府甘愿冒支持者怒火而将其假释，理由也是过往财阀们逃过法律制裁的“缺席危机论”，也即财阀掌门人对经济过于重要而无法入狱，国不可一日无君，财阀不可一日无主。显然，这与进步派对文在寅向财阀重拳出击的期望相去甚远，也让他们发出了“韩国仍是三星共和国”的愤慨指责。
说不是，则是因为韩国财阀其实已不复我们印象中（或者说想象中）只手遮天的情况，其权势在文在寅治下已经明显缩水。例如，虽然外界可能认为李在镕判刑过轻，但至少他服刑期已达到法定假释要求，并非财阀们过往通常无需坐牢或入狱远远未足刑期就获得特赦。且其此前配合文在寅改革计划和法院要求进行内部改革，包括引入外部律师成立“守法监视委员会”、放弃无工会铁律，更重要地，他还承诺放弃“世袭制”，为韩国传统大财阀首见。
反观其父李健熙，虽在2008年被控逃税（其逃税额1,128亿韩元远高于李在镕行贿金额86亿韩元，当然两罪轻重不同），但仍获得“判三年缓五年”这一不成文的财阀优待而无需坐牢，时任总统李明博还在次年予其单独特赦。今昔对比，可见财阀权势已不似往昔。
老实说，韩国财阀掌握经济命脉的现实注定了政府必须进行渐进式改革，且文在寅疫下推出的以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为主的“新政”、以及半导体立国的长期策略，都需要财阀鼎立配合，使其投资和创新方向符合国家布局。而李在镕虽然出狱，此后也需担负起文在寅“工具人”的角色，往国家需要的方向使力，事实上，过往他已多次响应文在寅的投资要求。这体现了韩国政府与财阀的权力关系已然出现转变，从财阀充当“经济总统”、凌驾于法律之上，转为政府引导财阀自我规范与投资。
初创公司蓬勃发展 或改写经济格局
当然，进步派团体的指责也不是没有道理，文在寅从力主财阀改革、对财阀不假颜色，到如今为经济需要而对财阀较和颜悦色、要求其大力配合产业政策，这种产业扶持策略本质上延续了六七十年代以来财阀经济的模式，也会使掌握了更先进技术的财阀更深度地与韩国发展道路绑定，使财阀愈发“大到不能倒”，压缩后来者改革的政策空间。
不过也应看到的是，文在寅政府同时也在大手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尤其是在传统财阀垄断程度不高的金融科技和电商等互联网领域，更是培养了一批独角兽企业（即估值超过10亿美元，也即1.15万亿韩元的初创企业）。统计显示，韩国独角兽企业从文在寅上任前的2家发展到如今的15家，该国业已成为亚太第三大独角兽企业聚集地，其中佼佼者包括金融科技公司Toss和快递服务公司Kurly，至于更加大名鼎鼎的“韩版亚马逊”电商公司Coupang和最大外卖软件“外卖的民族”所属公司Woowa Brothers，则已分别通过上市和被收购而脱离了独角兽之列。
韩国作为一个人口仅5,000万人的国家能迅速孵化出如此多独角兽公司，与其高学历人口、高消费能力与高质量网络服务密不可分的同时，也自然归功于文在寅政府的政策倾斜。
他一上任就将韩国中小企业厅升级成部级单位，提高人手和预算，该部门和金融服务委员会（FSC）2018年9月就推出了120亿美元的创新基金，帮助有前途的初创公司融资。中小企业部去年又整合了各种补贴项目成立“K-独角兽”计划，帮助有潜力的企业发展，例如市值不足1千亿韩元的初创公司入选“独角兽幼兽”名单后可获得最高3亿韩元补贴，市值介于1千亿至1万亿韩元之间的公司入选“预备独角兽”后名单可获最高100亿韩元补贴，韩国表示预计在2025年之前选出两类公司共1,000家，届时将孕育出多少家超级公司难以想象。
除了大力补贴，政府也在规管政策上大开绿灯，例如当局自2019年起实行“规管沙盒”（regulatory sandbox），也即暂时对新产品和服务免除管制，让公司像在沙地里玩游戏一样实验各种新想法，包括远程医疗、共享厨房等等。如此宽松的创新条件加上政府的大力金援，也就源源不断吸引国际资本涌入，反过来又激发了民众创业热情。根据官方数字，韩国2020年新成立企业数量比2016年时增长近三成至12.3万家。如此发展下去，韩国传统财阀主导的经济体系无疑将变得更多元化，高学历人才削破头进财阀的就业难问题也将得到缓解。
不过，文在寅政策也有不足之处，譬如比起科技领域初创企业的蓬勃发展，数量更庞大的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中小企业则仍在挣扎之中。除了疫情重创之外，文在寅政府数次大幅提高最低工资（基本工资从上台前的6,470韩元增至明年预定的9,120韩元）、以及缩短每周最长工时（从最高每周68小时降低至52小时）的政策，虽然于民有利，但也成了中小企业主难以承担之痛。如今财阀疫中高歌猛进和传统中小企业挣扎复苏的对比，加剧了经济不平等。
当然，文在寅五年任期之内能做的事有限，其财阀改革虽未达到进步派预想，但已是不俗成就，在培养初创公司方面也确实成绩斐然，若政策能得以延续，长此以往将扶持出新一批巨头，间接削弱传统财阀势力，使得经济更加多元化、发展更加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