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通白宫的爱尔兰・二｜从民主党票仓到共和党中坚

“勤劳正派”、“蓝领阶级”、“虔诚的天主教徒”、“骄傲的爱尔兰裔”，这些都是美国总统拜登给自己贴的标签，也是他呼吁铁锈带的白人蓝领（尤其是与他同根同源的爱尔兰裔）重归民主党怀抱的重要武器。这一身份政治牌确有一定成效，例如帮助拜登惊险拿下家乡、爱尔兰裔主要聚居区宾夕法尼亚州。（系列文章之二）

不过，虽说拜登打起身份牌来不遗余力，例如在演讲中时常引用爱尔兰诗人名句、频繁提起自身天主教信仰，但随着爱尔兰移民比例减少和爱尔兰特性的稀释，这一族群血缘动员效果不似过往。更何况民主党与爱尔兰裔曾经的强劲纽带已明显削弱，民调显示，已有大批选民因保守价值观和被剥夺感而流向共和党，首位爱尔兰裔天主教民主党总统肯尼迪（John F. Kennedy）狂揽八成同族选票的盛况不再。

与民主党的早期联姻

要想理解爱尔兰裔与民主党的结盟与离散，还是得从历史说起。爱尔兰人虽从17世纪就开始移民北美，不过早期是以刚征服爱尔兰岛、信仰新教的英国后裔为主，直到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爆发大饥荒，才有大量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农民（也即我们更熟悉的爱尔兰人形象）逃难至美国。

光在1845至1855年就有100万爱尔兰人漂洋过海，要知道美国1850年总人口也不过231万。这些爱尔兰难民主要成为了北方工业城市的劳动力，并大多直接留在波士顿、费城、纽约等港口城市。直至今天，美国东北部仍是爱尔兰人最密集、政治影响力最大的区域。

彼时，爱尔兰移民迅速与民主党走到了一起。这一方面是因为民主党秉持创始人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的“平民主义”信条，其废除白人男性投票财产要求的作法，使大量新涌入的贫苦爱尔兰移民获得参政权，民主党便顺势与之建立起以钱换选票的合作关系。

另一方面，当时其他主要政党，先是辉格党（Whig）、后是美国本土党（Native American）都持反移民立场，后者更是仇视爱尔兰裔和天主教，组织了著名的“一无所知”（Know Nothing）秘密社团。即使之后成立的共和党不再反感移民，但爱尔兰移民因忧虑失去底层工作，普遍不希望共和党解放黑奴，甚至还有两万人主动加入了南方邦联军作战。

内战过后，民主党与爱尔兰裔的联盟继续维持下去，尤其是在北方港口城市形成紧密选举网络。而小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开启的亲工会道路，就更深地将大量从事体力劳动、引领劳工运动的爱尔兰裔与民主党捆绑在一起——著名的美国劳工联合会（AFL）共同创始人之一就是爱尔兰裔，该联合会早期逾百个成员工会中近半是由爱尔兰裔领导，在50年代至70年代长期领导美国工会巨头“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 （AFL-CIO）的米尼（Geroge Meany）也是爱尔兰裔。

在肯尼迪当选时，民主党和爱尔兰裔的关系更是达到最高峰，著名历史学家麦卡弗里（Lawrence McCaffrey）甚至形容，“当时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和民主党人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

瓦解的工会　保守的信仰

不过，在高峰之后，爱尔兰裔选票就开始越发分散。这部分是因为爱尔兰自80年代以来的经济腾飞使移民数量持续下降，爱尔兰裔选举网络的人数优势迅速稀释。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立场票仓大调转，前者无论是争取黑人平权还是堕胎权利，这都与从内战时就排斥黑人、家庭价值观保守的天主教徒逐渐脱节，拜登在70年代反对种族混搭的校巴就可以反映当时爱尔兰裔的普遍想法。

当时，许多经济社会地位有所提高的爱尔兰裔开始逃向城郊，造成了城市爱尔兰裔社区的减少，再加上80年代起美国政府主张的新自由主义重创工会，打垮了这个爱尔兰裔重要基地。逐渐地，这个曾经团结而封闭的族群的爱尔兰性开始消解，融入广泛的白人群体之中，且更多地向保守的共和党靠拢。到了2016年大选时，希拉里和特朗普拿到的爱尔兰裔选票更是几乎平分秋色。

可能没有什么能比簇拥在特朗普身边的爱尔兰裔更能说明这一大转向。从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到两任前幕僚长马尔瓦尼（Mick Mulvaney）和凯利（John Kelly)、到两届共和党众议长瑞恩（Paul Ryan）和麦卡锡（Kevin McCarthy）、再到总统顾问康威（Kelly Conway）和前谋士班农（Steve Bannon），通通为爱尔兰裔，其浓度之高远超肯尼迪和拜登身边人。而在善于煽动性演讲的保守派媒体人中，福克斯新闻著名主持人汉尼提（Sean Hannity）和奥莱利（Bill O'Reilly）也可从其好斗而自信的风格中窥见爱尔兰血统的演讲天赋。

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爱尔兰人的保守价值观（如从天主教改宗福音派的彭斯），和对工薪阶层生活质量下降的白人愤怒（如与茶党关系密切的马尔瓦尼和麦卡锡），已成了共和党的中坚力量。政策和信仰上的趋同难以撼动愈发遥远的血统认同。例如即使拜登反复强调其天主教背景，但许多天主教徒都抵制其支持堕胎的立场，以致于教会内掀起了总统否有资格领取圣餐的大辩论，这也是拜登身份政治牌作用较为有限的原因。

而在外交方面，在北爱地区自1998年大体恢复平静后，爱尔兰裔对母国的关心度也显著下降，眼下虽然因英国脱欧而擡高了北爱紧张局势，拜登也对此频频发声，但效果自然不及克林顿（Bill Clinton）主动调停局势达至和平协议而获得的爱尔兰裔拥护。

不过，虽然拜登证明了爱尔兰裔血统号召力不似过往，但爱尔兰裔美国人毕竟仍然占到总人口近一成，这便吸引政客只要与爱尔兰沾亲带故就会“认祖归宗”。即使是前非裔总统奥巴马，在外访爱尔兰时也前往其曾曾曾祖父出生的小镇，宣称自己“回家寻回丢失的东西”。如此行为就连立场左倾的媒体“爱尔兰中心”（Irish Central）也忍不住讽刺奥巴马为“塑料水稻”（plastic paddy）——也即那些分明与爱尔兰无甚联系却仍自诩流淌爱尔兰血液的人，尤其是拉拢选民而追溯祖上十八代认亲的政客。

整体来说，尽管爱尔兰裔在波士顿、芝加哥等东北部大城市仍保留一定的政治力量，且与民主党仍然关系紧密，但这些传统民主党票仓对全国层面的选举无甚影响。而在中西部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等地的爱尔兰裔工薪阶层，早已越发倒向能抒发其“白人愤怒”情绪的共和党。或许拜登能通过重新振兴工会、创造大量岗位来减少这些爱尔兰裔的被剥夺感，从而将其重新招募至民主党麾下，但口头上试图激发血缘认同感的作用可能就比较有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