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空袭伊朗后：以色列邱吉尔 vs 新1979革命？
6月13日以色列空袭伊朗后，双方开始了导弹互射的战争“闷烧”，并也陷入各有难处的战略困境。
首先是持续挨打的伊朗。基本上从13日战争爆发起，伊朗的军事人员与资产就被以色列不断削耗，国家尊严也连带透支。而衰弱的“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除了胡塞还在积极活动、持续袭击以色列，其他板块基本都是偃旗息鼓，不愿卷入无妄之灾，更不要说中国、俄罗斯、海湾阿拉伯国家等其他更有力行为者。
不过以色列的表现同样一言难尽。首先是各方公认“固若金汤”的防空系统，明显在开战后被伊朗导弹持续穿透、造成死伤。而这种神话破灭的强烈温差，也体现在看似惊人的斩首轰炸上：以军攻势排山倒海、仿佛就要终结伊朗核计划，但21日以色列外长萨尔（Gideon Saar）公布答案时，竟然只是“把伊朗发展核武的可能性推迟了2到3年”。此外以色列还想一劳永逸根除威胁，所以鼓吹伊朗民众“发动起义”，结果伊朗不仅至今没有爆发大规模内乱，还涌现了反以声浪。
简单来说，伊朗伤痕累累却皮粗肉厚，以色列大杀四方却成效有限，双方在这轮冲突升级后，还是回到难分输赢的彼此僵持。这就导致美国的下一步成为焦点：究竟是来回约束推动冲突降温，还是作壁上观放任两国撕扯，又或是亲自下场进行打击？
从后续发展来看，特朗普（Donald Trump）显然选择最后一种：在6月22日出动美国海军与空军，轰炸伊朗的福尔道（Fordow）、纳坦兹（Natanz）、伊斯法罕（Isfahan），并在行动后发表电视讲话，宣称已经“彻底摧毁”伊朗的关键核浓缩设施，“如果伊朗不寻求和平，美国将发动更多袭击。”
但这种做法似乎没有解决问题，而是留下更多问号：如果伊朗的关键核设施已经彻底被毁，伊方还有什么诱因要重返核谈判？如果美国只是夸大战果，那么伊朗经历这次轰炸后，为何还要投降弃核、而不是坚定拥核？如果这次打击没有促成降温，反而导致伊朗更强硬，那么美国的下一步还剩多少升级空间？是祭出更大规模轰炸、斩首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li Khamenei），还是继阿富汗与伊拉克后加开伊朗战场？
种种问号，其实都代表了更多不确定性，正如特朗普的“以打促谈”，其实就是“火上加油”的一体两面，而这也无疑是导致战争爆发的重要关键。
美国偏离战略模糊
回顾战争发展，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对峙当然经年累月，但会走到开战这一步，关键还是各方的每一次选择。
首先是2023年10月的“阿克萨洪水行动”（Operation Al-Aqsa Flood），这是哈马斯对以色列的军事反扑，也是以色列与伊朗多年敌意的积重难返，更是2025年两国战争的第一缕硝烟。
起初，双方只是围绕加沙进行博弈：以色列为了歼灭哈马斯，不计形象猛烈用兵；伊朗则为保住哈马斯这颗棋子，大胆调动“抵抗轴心”协同作战。战火于是在双方你来我往间，从加沙一路延烧到红海、叙利亚、黎巴嫩，并在2024年4月迎来第一次升级：以色列轰炸伊朗驻叙利亚大马士革使馆，伊朗则在几天后对以色列发射一波导弹。
接著是同年10月的第二次升级：在以色列7月暗杀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Ismail Haniyeh）、9月暗杀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10月1日入侵黎巴嫩的背景下，伊朗再对以色列发射近200枚弹道导弹，引发后者的又一轮报复。
但前述事件都还不是战争起点。毕竟从各方反应来看，两次升级其实都没有真正点燃战火，反而是在美国的反复协调、以伊的勉强克制下，各自虚晃一招缓缓退场。
而这种“虚晃一招”背后，其实就是以色列与伊朗的各自两难：以色列虽想一劳永逸解决核问题、瓦解“抵抗轴心”，却不可能在没有美国进场的情况下，单枪匹马推翻伊朗政权；正如伊朗虽想大规模打击以色列、挽救“抵抗轴心”与国家尊严，却也不敢赌“美国一定不介入”的地缘风险。
换句话说，美国虽不是冲突的直接当事方，却是这段关系的重要枢纽，具有同时约束伊朗与以色列的特殊能量。而这种能量一言以蔽之，就是摆出模棱两可的“战略模糊”姿态，以“美国未必会介入”来阻止以色列冒险、以“美国可能会介入”来吓阻伊朗。而这背后当然也出自美国的战略两难：华盛顿不可能抛弃以色列，却也不愿意在撤出阿富汗与伊拉克后，还重返中东挑战难度更高的伊朗，至少拜登（Joe Biden）时期都是如此。
不过“战略模糊”是否奏效，其实还是一个结果论问题：美国当然承诺支持以色列捍卫国家安全，但如果以色列真的相信美国开给自己的“空白支票”不会跳票，当然也就不必顾虑“美国未必会介入”的风险，而是可以在伊朗第一次打击以色列本土进行报复后，就迅速加码直接开战；同理，伊朗当然认为美国不愿重返中东战场，但如果德黑兰真的确定美国不会孤注一掷、为以色列出兵，那也就不必顾虑“美国可能会介入”的风险，而是可以在以色列轰炸驻叙利亚大使馆、斩首“抵抗轴心”各领导人、甚至入侵黎巴嫩与叙利亚后直接开战。
但从结果来看，这些情境都没有在2024年的两次冲突升级后出现，毕竟以色列不想打一场不会赢的战争，伊朗也不想走向政权垮台的毁灭结局。显然，“战略模糊”还是发挥一定作用，既限制双方的行动选项、也确保了冲突的熔断机制。但这种机制的成形，本身也就预示风险所在：如果美国不再奉行既有的“战略模糊”姿态、开始走向“战略清晰”，不论是大力支持以色列、或公开示弱自己根本无力阻止伊朗，冲突都可能冲破护栏迅速升级，2025年6月的以伊战争就是直接结果。
从事件背景来看，以伊敌意当然已经积重难返，但会瞬间升级到大规模导弹互射的危险阶段，关键还是特朗普对以色列行动“开了绿灯”，也就是作为关键枢纽的美国先偏离“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让以色列产生“天塌下来有美国顶”的自信，这才敢大幅度升级冲突，直接对伊朗发动两伊战争后的最大规模空袭，而伊朗的回击当然也就不再受限过往的“虚晃一招”，战争也因此失控爆发。
战争如何收场
当然，眼下重点还是战争要如何收场。
从美国的视角出发，“开一次绿灯”当然不等于“准备重返中东”，且从4月美国才刚重启伊核谈判来看，华府的对伊温和派还是有相当政治能量，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美国为何会在冲突爆发后精神分裂、立场反复，连13日空袭美国究竟知道多少、外交解决期限究竟是24小时或2周、美国是否有意推翻伊朗政权，都没办法统一口径，甚至就连22日空袭伊朗本身，如今也传出是特朗普个人的临时决定，更不要提眼下饱受质疑的“彻底摧毁核设施”宣称。
事实上，类似的荒唐混乱、政策矛盾也不是第一次在美国出现。2003年5月、美国入侵伊拉克后6周，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George W. Bush）就在电视演说中宣布“任务完成”（Mission Accomplished），表示美军在伊拉克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结束、美国与盟友取得了胜利。但众所周知，伊拉克在不久后爆发大规模的宗派混战，美军也为此滞留当地8年之久。根据统计，小布什发表“任务完成”演说时，美军在伊拉克的阵亡人数为104人，但截至2011年2月美军正式停止伊拉克作战行动时，又多了3,424名美军在战争中丧生，“任务完成”也从此沦为好大喜功、过早庆祝胜利的代名词。
但这显然相当适合特朗普。早在2018年4月、特朗普第一任期内，这位狂人就以阿萨德（Bashar al-Assad）政权涉嫌使用化武为由，下令空袭叙利亚，并在行动后立刻于Twitter（现在的X）上宣布“任务完成”，引发各界质疑与批评。来到“特朗普2.0”，这种倾向又出现在处理俄乌战争、发动“解放日”关税、应对中东乱局上，温和派官僚往往被迫旁观总统的暴走公关秀、直到大错铸成才被找来收拾善后。
例如4月以来的关税战，特朗普先是放任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纳瓦罗（Peter Navarro）等强硬派一意孤行，直到美债与市场同陷危机，最后才让财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等温和派主导谈判；又例如这次以伊战争，特朗普先是对以色列“开绿灯”导致战争爆发、又在22日下令轰炸伊朗推动局势升温，引发“美国是否要派兵参战”的舆论质疑后，才让特使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公开强调美国寻求外交解决，且就连民粹色彩极强的万斯（JD Vance）也为此公开发声，声称美军对伊朗核设施的空袭已“成功阻止”其核武器计划，“总统希望通过外交方式寻求长期解决方案”。
而这种暴走之后的立场回撤，其实也暴露华府各方的深层隐忧：如果美国决定推倒伊朗神权政府，那么眼下的轰炸、斩首只能算骚扰战，关键还是要派出地面部队偕同以色列进攻伊朗，才有机会促成德黑兰变天。可是这无疑会影响美国聚焦印太的战略规划，而一旦美伊战争重演越战胶著，冲天民怨又必然影响共和党的中期选举甚至下一次总统大选成绩。
当然，在万斯等人出面否认美国有意推翻神权政府后，特朗普本人又公开宣称“改变政权有何不可”，似乎无惧各方劝阻与质疑。不过真正推动局势走向的，还是美国的下一步实际动作，而非特朗普反复无常的政治嘴砲。
如前所述，以伊两国目前还是停在导弹互射的“闷烧”阶段，且这次危机爆发主因还是美国偏离“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换句话说，如果美国的下一步能重新回归“战略模糊”，那么美以伊三方冲突仍有机会仿照中美贸易战的节奏，从互相加码的高强度对峙，落回中等烈度、谈判与对峙交织、但问题依旧复杂难解的新情境，不过这至少阻止了全面战争爆发。
以色列邱吉尔与伊朗新1979的对峙
但即便全面战争没有爆发，问题也还是存在。
首先是以色列，不少西方媒体都指出，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已经进入一种“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式的心境”。例如担任《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以色列特派记者、同时也是内塔尼亚胡传记作者的安谢尔・费佛（Anshel Pfeffer）就表示，“以色列情报界的共识是：预测或操控伊朗政权垮台毫无意义，因为这可能很快发生，也可能要等上20年，但内塔尼亚胡的想法可能与情报首长们不同，他正处于一种邱吉尔式的心境中。”
无独有偶，奈杰尔・琼斯（Nigel Jones）也在《旁观者》（The Spectator）发表文章《这是内塔尼亚胡的邱吉尔时刻》（This is Netanyahu’s Churchill moment），表示历史或许不会重演，却总是惊人地相似，“内塔尼亚胡发现自己的战略处境与1940年的邱吉尔完全相同：他需要将不情愿的美国拖入战争，与一心要毁灭以色列的敌人决一死战。”
当然，用邱吉尔比拟内塔尼亚胡或许有些不伦不类，但这种说法也凸显西方观察家对于这次冲突的直觉理解：内塔尼亚胡希望促成伊朗政权更迭，所以要将美国卷入战局。
而这种力求一劳永逸的强烈偏执，其实来自内塔尼亚胡认知中的以色列危局：以军虽在欧美支持下四处用兵，持续蹂躏加沙、黎巴嫩与叙利亚，却还是没有真正根除伊朗威胁，整个“抵抗轴心”除叙利亚在2024年12月偶然变天外，真主党、胡塞、哈马斯、伊拉克民兵至今没有解除武装，而美国却已经启动与伊朗的核谈判，明显是想重回奥巴马（Barack Obama）时代、对于伊朗核发展“眼不见为净”的悠闲自在，全然不顾以色列已经为了战争浑身浴血、声名狼藉。
而这种莫名其妙的“自认委屈”，在拜登任内相对无用武之地，因为前者显然不会给以色列一劳永逸的冒险空间；但轮到立场摆荡极难预测、政策变换宛如万花筒的特朗普政府，内塔尼亚胡的狂想反而有了实现可能：只要在特朗普摆到强硬光谱时积极提议，就有机会换到“一次绿灯”，这次是对伊朗的大规模空袭与斩首，下次就可能是新攻势。因此只要特朗普依旧主政白宫，内塔尼亚胡就很难真正脱离“邱吉尔心境”。
但伊朗同样也是如此。
当前的伊朗正在经历“新1979革命”的权力整风。而所谓“新1979革命”，并不是要重演过去推翻巴列维王朝（Pahlavi dynasty）的政权更迭，反而是要巩固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成果，并且确认哈梅内伊的强硬内外政治路线获得继承：对内强化宗教与保守规范，对外则聚焦打造“抵抗轴心”作为战略纵深。
因此即便以色列斩首了许多高级将领，继任者也未必会是特拉维夫乐见的温和派。例如新任伊朗武装部队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Amir Hatami），就是主张伊朗应该扩张“抵抗轴心”、建立战略纵深的“主动威慑”（active deterrence）派；就连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自己，也已启动紧急继任备案，挑选了3位可能继任者，且3人意识形态都符合哈梅内伊标准：奉行革命，并在伊朗社会推行伊斯兰教。
再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其实这股力道也不是当前浮现，而是早在鲁哈尼（Hassan Rouhani）时代核协议生变后，就悄然开始了政治回潮，相关迹象包括哈梅内伊在立场温和的鲁哈尼卸任后，随即扶持强硬派的莱希（Ebrahim Raisi）在2021年选上总统，而后者也在就职后推动了一系列强硬政策，包括强化对“女性不正确佩戴头巾”的取缔。如果不是2024年的坠机事件，莱希本有极高机率成为伊朗的下一任最高领袖。
当然，战争后的积极人事任命、备案出台，其实也反映当权强硬派的深层焦虑：改革派可能利用战争导致的权力真空扩大势力，所以必须先下手为强安排人选。不过从哈梅内伊目前仍能任命强硬派接任重要军职、同时择定接班人，伊朗也始终没有在核谈判中放弃浓缩铀这个底线来看，温和派至今没有获得太多红利。
至于伊朗民意对神权政府的愤怒，平心而论，这股能量确实不容小觑，其背后既有对西方自由民主的向往，更夹杂了对保守宗教路线的鄙视、以及对1979革命后新特权阶级的愤怒，且制裁带来的经济凋敝无疑又放大了这股能量，导致近年的伊朗频繁爆发大规模示威，导火线从怀疑选举舞弊、燃油价格上涨，一路延烧到取缔头巾的过度执法，可以说是一点星火即刻燎原。
问题是，这些示威衍生的骚乱，最后毫无例外都被政府强势镇压。改革派或许能够对示威添柴加火，却显然没有将骚乱上升到内战的政治与军事能量；正如立场温和的总统佩泽希齐扬（Masoud Pezeshkian）虽可以在民意支持下当选，却始终无法干涉哈梅内伊、伊斯兰革命卫队主导的“抵抗轴心”战略，也无法阻止头巾的取缔。
且伊朗民间也不是只有反政府的声音，甚至所谓“反政府”本身，也是无法相互团结的割裂板块。笔者曾经走访伊朗的设拉子（Shiraz）、亚兹德（Yazd）、伊斯法罕三地，在城市化程度相对不高的地区，清真寺就是串连政治稳定、信仰意识形态、社群网络的三重焦点：教士们除了阐释教法，还要在礼拜时进行政治宣讲，内容大多聚焦反美反以意识形态，而这也理所当然成为保守派民众的聚会平台。
这些民众当然不赞成革命卫队高官贪污滥权，却也不代表他们就想接受西方的“精神污染”；同理，保守派底层民众确实会因物价高涨上街示威，但这不等于他们同意“城里自由派年轻人”的头巾改革诉求。整体来说，伊朗还是一个社会怒气驳杂在不同阶级、文化光谱间的复杂国家，因此内塔尼亚胡念兹在兹的“伊朗民众大起义”，短时间内恐怕不容易出现。当然，部分民众看到革命卫队高官被炸死时，心中或许会有那么一丝窃喜，但当导弹真的砸向自家屋顶时，以色列就必然只剩侵略者身分、而非解放者。
而其实不论是“邱吉尔心境”或“新1979革命”，都来自以伊双方的偏执与豪赌：以色列显然认为只要神权政府存在，核问题就不可能解决、“抵抗轴心”也不会瓦解，因此想藉闹大冲突迫使美国介入，一劳永逸推翻神权政府；伊朗则仗著美国有意撤出中东，所以大胆豪赌时与势都在自己这方，相信只要自己打死不退，就能为核问题、“抵抗轴心”熬到发展的机会之窗。
而在双方都是强硬派主政的背景下，以伊对峙已经不是有或无的简答题，而是关乎时机、方法与烈度的复杂光谱。说到底，美国回归“战略模糊”或许有助冲突降温，却很难终结这场没有终点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