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群龙无首　谁能化身“21世纪邱吉尔”？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2月28日访问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译川普）会晤，双方却史无前例地在媒体面前爆发骂战震惊国际，其后更暂停对乌克兰军援。欧盟则坚定不移地支持泽连斯基，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Kaja Kallas）甚至公开质疑美国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声称“自由世界需要一位新的领导人”。

在欧洲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下，作为欧盟的主要领导国之一的德国与法国已先后作出回应，大有争取成为“自由世界”新领袖之势。

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5日发表全国讲话，宣布下周在巴黎召开欧洲军队首脑会议，又提到将在6日的欧洲特别峰会上讨论把法国核保护伞扩展至欧洲盟国的可能性。

德国“候任总理”的默茨（Friedrich Merz）宣布仍进行组阁谈判的中间派政党就联邦财政债务问题达成共识，同意更改宪法中“债务煞车”借贷规则，使占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1%以上的国防开支排除在财政支出限制之外。

除了法国与德国外，英国首相斯塔默（Keir Starmer，又译施凯尔或斯塔默）虽然不如上述2国高调，却默默耕耘把英国推向“自由世界”领导的地位。

斯塔默2日在伦敦主办欧洲领导人峰会，并宣布制定欧洲迄今提出最明确的四点和平计划，包括继续向乌提供军事援助、对俄施加经济压力；确保乌克兰主权和安全，且乌方必须参与任何和平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后，应继续加强乌克兰防御能力，以阻止未来侵略；建立捍卫乌克兰和平协议的“自愿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

不过，与强调“欧洲自主”的法国不同，斯塔默领导下的英国在积极团结欧洲的同时，也非常重视与美国的关系。他在会中多次呼应特朗普的观点，称欧洲必须在其提出的和平计划中承担主要责任，又指协议将需要美国的支持，并且必须包括俄罗斯。他直言：“让我明确地说，我们同意特朗普关于迫切需要持久和平的观点，现在我们需要共同努力来实现它。”

尽管该和平计划的详情仍未对外公布，但斯塔默努力弥合欧美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的分歧，把英国重新置于外交舞台上的举动为他广泛外交赞誉。有趣的是，欧洲面临的外交挑战，与80多年前英国前首相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二次世界大战所面临的困境类似。

欧洲外交内政现疲态　英国独力支撑

二战于1939年9月爆发，纳粹德国突袭波兰，英法两国对德宣战。然而，不足一年的时间法国首都巴黎便被纳粹德国所占领，法国政府垮台，由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政府则流亡英国，独留英国孤身作战。而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美国则仍延续从1920年起的孤立主义政策，不欲再参与在欧洲发生的任何军事冲突。

俄乌战争当然没二次世界大战般大规模，欧洲各国也非直接参战国，但当时的国际格局某种程度上反映在现今的情况上。

法国虽然是欧盟的主要领导国之一，也是欧洲军事实力名列前茅的国家，然而马克龙在欧洲的号召力似乎比想像中弱，2月两度邀来各国领导人商讨俄乌局势和欧洲集体安全议题，但皆无法达成共识。有这些前车之鉴，他扬言将在欧洲特别峰会讨论扩展法国核保护伞一事也可能只是又一宗“雷声大雨点小”的外交声明。

另一方面，该国两极化的政治环境也对马克龙的外交战略形成潜在的障碍。在美乌总统爆发骂战后，法国会就俄乌问题举行辩论，议员们在应采取甚么策略上存严重分歧。

极右派同意支持乌克兰，但强调法国应优先照顾自己的国家利益，又指将法军部署到乌克兰是疯狂的行为；极左派则反对增加国防开支。虽然外交事务是法国总统的专属范围，但增加国防开支权力仍掌握在执政党没多数的国会手中。

而德国修改宪法以进一步增加国防开支的倡议的确是该国财政和国防政策的一大突破，目前所有中间派政党已达成共识，如无意外将能够在政府换届前通过。

然而，这也暴露了德国面临与法国相似的国内问题。相关政党急于在换届前修宪就是因为中间派在最近的大选中失利，极右德国另类选择党（AfD）及左翼党（Die Linke）的议席皆有所提升且已表态反对改革，换届后中间派将无法达到修宪所需的三分之二议席。长期来看，这种国内政治不稳或多或少都对德国未来的外交方向造成负面影响。

再者，国际局势波谲云诡，能否迅速作出应变对各国的外交至关重要。然而，德国目前处于大选后、政府换届的“外交沉默期”，现任总理朔尔茨（Olaf Scholz）只是暂时留任直到新政府组成。在这段过渡时期，即将卸任的总理通常会避免做出影响深远的政治决定和声明，短期内，德国在新政府上台前，也只能暂时屈居外交舞台的“边缘人”。

现在的英国当然不是一枝独秀，它不复百多年前“日不落帝国”般勇，斯塔默也不如当年领导“同盟国”的邱吉尔般拥有无与伦比的个人魅力。不过他务实、灵活的外交作风，却俨然逐步把英国再一次推上“自由世界”领袖的地位。

维持与美国关系

回望二战时期，陷入孤立无援的邱吉尔知道，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生存的唯一希望掌握在时任美国总统小罗斯福的手中，因此邱吉尔与后者保持良好关系。美国当时虽充满孤立主义气氛，但小罗斯福本人并非孤立主义者，因此他积极向英国输出武器。

后来，英国的美元储备面临耗尽、无法再买武器之际，邱吉尔亲自写信给小罗斯福，争取后者的支持。小罗斯福便提出以“租借”的方式继续向英国提供军援，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加入同盟国的阵营。

奇妙的是，现时美国社会己抛弃孤立主义，但却迎来主张“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斯塔默深知在俄乌问题上，欧洲急需美国的支持，因此他努力充当美国与欧洲之间的“桥梁”，并试图与特朗普建立个人友谊。他上月底展开访美行程与特朗普会面，并向后者转交英王查理斯三世（King Charles III）写给他的亲笔信，邀请特朗普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

特朗普收到这封信后向镜头展示，斯塔默形容这象征着 “我们之间关系的强大”，而前者也欣然接受邀请。特朗普甚至一度赞赏斯塔默有“美妙”的口音。

不过，单与一边保持个人友好关系，仍不足以挺起这条“跨大西洋桥梁”。斯塔默在面对困局时候，仍会作出一些艰难决定。他在前往美国前呼应特朗普要求增加军费的要求，宣布将展开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持续增加国防开支，盼实现国防开支占GDP的2.5%。

目前英国国防开支只占GDP的2.3%，为了增加国防开支，斯塔默表示英国会将对外援助支出占GDP比重，由0.5%减至0.3%。与此同时，由于面临财政困难，英国财政部长李韵晴（Rachel Reeves）计划提出削减数十亿英镑开支，重点是削减公共福利支出。因此斯塔默也形容增加国防开支对工党而艰难的抉择。

务实支持欧洲　打好基础成为“盟主”？

邱吉尔强硬的形象深入民心，常使人忽略他外交上务实的一面。他作为一个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却毅然放下意识形态成见，在战争期间与共产主义的前苏联合作。而现时，斯塔默常因缺乏一种坚定的意识形态信念而为人诟病，但这种情况下他反而能成为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合适中间人，在维持与美国关系的同时，也默默耕耘支持欧盟与乌克兰。

即使与美国的做法背道而驰，斯塔默还是领导英国在联合国大会中支持乌克兰提出、欧盟挺腰的决议草案，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他在伦敦与欧洲领导人举行峰会后，除了宣布保障乌克兰和平的四点计划外，还宣布英国将向乌克兰提供16亿英镑（约159亿港元），用于购买新导弹。

不过，支持乌克兰是一回事，要问鼎“自由世界”新领袖则至少须包含整个欧洲的盟国。而斯塔默提出的“自愿联盟”便有颇有这种意味，令人联想起邱吉尔带领“盟军”痛击轴心国的往事。

他在记者会称，欧洲需组成“自愿联盟”来保卫乌克兰，目前已有“数个国家”表态有意参与计划 ，并扮演较具“前瞻性”的角色。

尽管“自愿联盟”的详情还未公布，但斯塔默政府已默默为这种“领袖”角色打好基础。英国前两届保守党政府为了急于完成脱欧，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安全合作，没有与欧盟重新建立任何正式的安全和防御结构。倘这种状况仍然持续，一个自我封闭的英国绝不能争取成为新领袖。

务实的斯塔默未有大张旗鼓自己的计划 ，更指英国在他有生之年再不会重新加入欧盟，但其政府却明确执行与欧盟“重启”关系，虽不会再入欧，但双方应建立更正式的安任合作安排。而就在上月2日，斯塔默就成为脱欧以来首次应邀参加欧盟领袖峰会后晚宴的英国首相，是英欧关系“重启”的一大象征。

时势造英雄还是廖化做先锋？

不过上述的都只是客观因素，种种迹象表明，如果不是特朗普胜选、不是他放弃支持乌克兰继续战争，斯塔默根本无意承担任何领导责任。

上世纪的邱吉尔显然有主动领导之心，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战间期仍极力反对裁军、削减军费；但斯塔默似乎并未展现出类似的行为，维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一定程度发展与欧盟的关系，其实都只是民粹崛起前的主流英国外交战略，就连他增加国防开支也只是迫不得已。

而且即使单看客观因素，英国只是相对稳定、有实力，其状况跟德国、法国相比只是五十步笑百步。

英国央行英伦银行此前将2025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大幅下调至仅0.75%；在军事状况上，尤其是有关提供核保护伞方面，也跟法国相差无几。作为欧洲唯二的拥核国，法国拥有不到300枚核弹头，英国则拥有不到250枚。斯塔默只不过是国内事务上有优势，工党在国会中占大多数。

目前的国际状况对欧洲带来诸多挑战，特朗普政府仍然暂停了对乌克兰军援，“自愿联盟”还未成形，而且还有一些人对美国“回归”自由世界依然抱有幻想，谈英、法、德谁会成为“自由世界”新领袖，还是言之过早。不过，无论以何种维度来看，欧洲人大概都在期望欧洲能够在这个关键时刻“时势造英雄”一般的产生出一个“邱吉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