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政变：拜登团队决策受限 价值观外交已难奏效

缅甸政变发生后，拜登（Joe Biden）政府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要求军方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政府官员，放弃通过这种关押所获得的权力，同时威胁对缅甸进行制裁。但自始至终，拜登政府都拒绝将缅甸执政党领袖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被关押称为政变。

从白宫和国务院的反应来看，美国完全没有预料到缅甸会在此时发生政变。这也成为拜登民主党政府面临的第一个外交挑战。其亚洲团队如何应对缅甸政变，某种程度上也会预示美国会出台什么样的亚洲政策或印太战略。

美国所支持的缅甸民主体制实际上还不够成熟，尤其是缅甸军方等既得利益群体，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权益。美国在和缅甸接触的过程中，不但低估了昂山素季和军方的权力博弈，也忽视了美方同缅甸军方的联系，导致在情报和资源方面，美国很难占据主动。

昂山素季的支持者在缅甸驻泰国使馆前抗议：

这种被动局面和民主党政府面对埃及政变的境况大有不同。在2013年埃及军方推翻穆尔西（Mohamed Morsi）政权的政变中，当时的奥巴马（Barack Obama）民主党政府早有预料。奥巴马政府拒绝将其称之为“政变”，主要还是考虑到美国不得不依赖埃及军方维护美国的地区利益。

穆尔西倒台和他本人执政无能有关，也和埃及军队、法院和官僚体系的抵抗大有联系。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美国始终难以接受穆兄会的执政地位。沙特和阿联酋也一直游说美国，穆兄会和基地组织在意识形态上属于同流组织，都是美国利益的威胁。最终，埃及军方和美国形成默契，发动了政变。政变发生后，美国虽然短暂停止对埃及的援助，但最后还是接受了军人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逐渐掌权并最终执政的现实。

美国最初通过军事援助说服埃及军方接受向民主选举的过渡与转变，最后又不得不依赖埃及军方维护美国的地区利益。而且，相比埃及，美国更需要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协同美国的地区事务，尤其是考虑到伊朗核协议谈判和巴以和谈，当时的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也不希望卷入埃及内部斗争。

昂山素季面临的境况和当时的穆尔西有点类似。她本人也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和埃及政变最大的不同是，美国对缅甸政变的“发起者”没有直接的影响力。这是美国在应对缅甸政变时的一个决策短板。而根据过去美国的做法，经济制裁也不可能影响到缅甸军方。在这种情况下，拜登新政府在决策时不得不优先考虑美国利益和地区局势。

当年希拉里推进美缅外交、支持穆兄会上台执政，符合其价值观外交路线及中东颜色革命的地区大环境。拜登任命的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Kurt Campbell）、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等人都是当年相关决策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但现如今，印太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东盟自身主导地位大幅提升，地区也不存在新一波民主变革的热潮。希拉里那一套价值观外交逻辑，已经无法帮助美国维护在缅甸的利益。在实际政策制定和利益考量方面，美国终归还是要从理想回到现实，采取务实的做法。

坎贝尔早在10年前设计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时就曾提到，“一个统一、和平、繁荣、民主和尊重公民权利的缅甸，有助于美国实现在缅甸的根本利益”。现在，坎贝尔等人考虑政策选项时，不能只考虑“民主”元素，而是要更多地从他所强调的“和平”和“繁荣”角度考虑美国利益。

尤其对于缅甸在内的东盟国家而言，和平、繁荣与稳定是当下的时代主题。美国如果继续推价值观外交，通过民主干涉解决缅甸问题，已经很难引起地区共鸣。在这种形势下，美国还是要回到多边合作，像推进阿富汗和塔利班政治和解一样，寄望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地区国家，共同应对缅甸局势的变化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