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冲突】中国仍有稳住“新印度”的空间

到6月中下旬，中印两军在西段边境加勒万河谷（Galwan Valley）交锋的结果仍在引发印度各界人士的震动。

新德里政界民间直到6月下旬还在争论是否应该少用中国产品或驱逐中国资本。随着《印度斯坦时报》等媒体在6月19日后放出消息，说印军不仅突袭解放军哨所，还打死了主官和副官，这也令印度中产阶级、蓝领阶层以及下层贫民因“我军胜了”而欣喜。可是，印军前线伤患的情况，以及莫迪“解放军并未越境”等表态，也吐露印度上层精英、智识人士的共识：我军在前线占尽劣势。

幸而，一两次战斗的结果对中印间的大势终究影响有限。北京亦可通过与新德里之间的政治、经济紧密联系，稳住两国关系。

印度在周边问题上的执着是有目的性的，自1999年卡吉尔冲突击败巴基斯坦之后，“印度战胜巴基斯坦”便不再能带来足够的政治刺激。莫迪（Narendra Modi）当局更凭借印军对乌里（Uri）等地的“外科手术突袭”，在2019年大选期间取得优势。相比之下，印度当前国内内患未平，加之新冠肆虐，其与中国对战难以取得像袭击巴基斯坦一样的利益，也难以得到潜在政治收益，这使得莫迪当局一面要稳住前沿，另一面则会选择冷处理乃至罢兵。

虽然加勒万河谷一战的结果，让印度各界短时间内难以平静，可是环顾莫迪在6月19日与印度全党派首脑展开的视讯大会，外界倒也可以发现一个现实：在莫迪与人民党政权之外，其他的印度政要只能发出“爱国口号”，没有任何实质建议：国大党前党首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和北方邦总书记普里扬卡・甘地（Priyanka Gandhi）两兄妹等人只知“驱逐中国企业”、“印度自力更生”；亚达夫（Yadav）家族等地方政治豪门也只会高呼“中国是大敌”等口号。

这种现状意味着执政党虽然要面对舆情，但对大局的把控反而也有更多操作空间。加之莫迪及人民党在2019年度的大选中以压倒优势取胜，进而确认了自身从中央到基层的实际控制力，新德里便有了充分的转寰机遇。但这转寰过程需要时间，印度民众接受现实也需要时间，以至于当莫迪坦诚“解放军并未越境”时，新德里仍难免一片哗然。

毕竟，“2030年以前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目标无法仅靠向周边国家展现对抗姿态来实现。中印洞朗对峙后，莫迪政府一直在调整对华策略，以求双边关系新突破。与北京“西线无战事”的政策目标类似，印度观察家也一直在复述印度驻华大使唐永胜（Vikram Misri）“印中在南亚地区不存在对抗”的论断。对新德里当局来说，中印之间的主要问题是在全球经济增速腰斩的情况下，重振动能。新德里在发展经济等问题上对中国的客观诉求仍未有变。

新德里固然对中印贸易的逆差相当不满：到2019年上半年，印度的对华贸易逆差达530亿美元之多。相对于两国间有望升至1,000亿美元的贸易额，印度的损失仍有望在对美等国的贸易中取得均衡，更不用说印方仍希望从中国取得资本、就业、技术乃至知识产权。

尽管这种深入接触需要政治基础。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新德里方面即便是在中印关系因洞朗风波而骤然变冷的2017年，也不忘与中国就“市场开放程度”和“商品关税减免细则”进行紧密协商。由于中国现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印度亦为中国在南亚最大贸易伙伴。这一现状也会促使新德里在中印问题上继续保持理智思考，继续维持当前眼界，进而维持良好态势。

印度身为世界大国，长期以来秉承“国父”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的信条，也即“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这也是印度一有机会就尝试在各种场合展开对中国等大国的追赶的原动力。但对新德里和北京来说，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可能也不止一个。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莫迪可能已经在两年前的武汉之行中预言了其“新印度”与中国共荣的可能。作为共有27亿人口的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个庞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当新德里真正认识到“印中是世界的稳定因素，两国的发展对世界有重要影响，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积极意义”时，中国稳住印度的空间便生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