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挑战性研究：“人类白老鼠”测试疫苗是否值得？

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周三（5月6日）公布《新冠肺炎人类挑战性研究的伦理可接受性关键准则》（Key criteria for the ethical acceptability of COVID-19 human challenge studies）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已开始为新冠病毒疫苗开发的挑战性研究订立框架，而诸如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大型制药企业亦表示将考虑进行这种主动让人类实验参与者感染新冠病毒的研究。到底如此以人类作为“白老鼠”能否为我们早日带来全球渴望已久的疫苗？

在一般的疫苗开发过程当中，经过动物测试和首两个阶段的人类试验之后，疫苗的安全性与有效性已有初步的保证，最后就要经过通常牵涉上千名人类实验参与者的第三阶段测试，让接受了疫苗注射的人，以及作为对照组（control group）、只接受安慰剂（placebo）注射的人，回到正常的生活环境当中，再以年月计的时间作观察，去确认疫苗能否为人类带来对于被针对病毒的免疫能力。

为何要主动感染人类？

这“以年月计”的时间，却似乎是饱受新冠肺炎祸害的我们所承受不来的代价。

同时，目前全球各国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全民隔离政策，而民众也各自采取了戴口罩、减少社交接触、勤洗手、减少外出等减免感染病毒的做法，使新冠病毒的传染率愈来愈低。这对民众健康与医疗系统而言，当然是件好事。可是，这却会使一般的疫苗测试更难寻得自然的传播环境，并且加长了这种实验所需的观察时间。

有见及此，不少学者、研究机构、企业、政府也开始认真考虑所谓的“挑战性研究”（challenge studies），只征召较一般为少的数百人作实验，分成接受疫苗注射的实验组和接受安慰剂注射的对照组，在完全被实验者控制的环境下，由实验者主动以新冠病毒感染这两组实验参与者，再研判有关疫苗的成效。

伦理难题：参与者难料感染风险

这种做法当然也是1796年英国医生詹纳（Edward Jenner）证明其牛痘天花疫苗有效的方法。然而，当代伦理对人命极为重视，要让本来健康的人感染一种可能致死的病毒，当然有甚为严重的道德难题。而且，挑战性研究虽在其他疫苗研究项目上亦曾被使用，可是以挑战性研究本身作为一种疫苗大规模使用前的实证基础，却是近代未有先例之举。

在伦理的层面，世卫就提出有关“风险与潜在利益评估”、“研究场所选择”等8项准则。其中，为了确保实验参与者染病后健康风险较低，世卫就建议挑战性研究应征召18至30岁之间的年轻人士；同时，为了保障实验参与者的权益，世卫也强调参与者必须有最充足的风险资讯，而且建议研究者在实验过程中不断重新要求参与者给予继续实验的授意。

可是，在新冠病毒的例子中，要实验参与者得到充足的风险资讯却是一大难题。新冠病毒出现只约5个月，科学界对其认识甚浅，而且目前也没有任何抗病毒药等疗法能有效治好新冠肺炎病人，因此实验参与者能够得到的资讯甚少且难以确定，同时他们也不会有任何确切的治疗预期。研究人员唯一能告诉实验参与者的，大概只能是他们对新冠病毒目前所知不多。

虽然如此，根据美国征召新冠肺炎人类挑战性研究参与者的网站“1DaySooner.org”，目前已有来自全球超过100个国家共超过15,000人表明愿意“以身犯险”，去充当此类研究的“白老鼠”。

即使挑战性研究的伦理问题得到解决，而且有足够的志愿者愿意“勇”字当头投身实验，这类研究尚有至少三大难题要面对。

病源须模仿现实情况

第一，要主动感染实验参与者，研究员手上就先要准备好适当作为病源的新冠病毒。美国西北大学的医疗伦理学教授沙亚（Seema K. Shah）和一众国际学者5月7日就在《科学》（Science）期刊发表文章，呼吁学界无论最终是否决定进行挑战性研究，也应先为此等研究发展出适用的新冠病毒病源。

此等病源的开发也并非易事。首先，它同样要经过一系列动物测试，并经过验证才能在人体上使用。而且，这种新冠病毒的类别，以及用于实验参与者身上的剂量，也需要能够有效模仿自然环境中流行的新冠病毒；否则，如果剂量太少，实验的结果将与现实脱离，而如果剂量过多，实验参与者将遇上更大且无必要的生命危险。

实验结果未必能“推而广之”

第二，在年纪较轻的实验参与者身上所得到的实验结果，也未必能够推而广之而适用于其他年龄层。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热带流行病学教授史密斯（Peter G. Smith）就指出，疫苗在老年人身上的效用较低是一个普遍现象——因此即使挑战性研究证明疫苗有效防止新冠肺炎症状，同样的结果也未必适用于年长人士。

世卫在其准则文件中也承认了此一局限：“选择风险较低人士作实验参与者，是将‘参与者的安全’放在‘实验对高风险参与者的结论推及能力’之上”。然而，由于主动感染高风险人士并非选项之一——即使不顾伦理考量，如果有实验参与者因为实验而死，在短期内所有新冠病毒的疫苗研究也将极难再征召得志愿者参与——因此这种对疫苗有效性的实验限制也是难以避免。

未能测量疫苗安全性

第三，这种参与者人数较少、参与者健康背景相似度高的实验，也难以测量疫苗在不同背景人口中的安全性。同时，挑战性研究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得到结果的优势，也使它难以测度出疫苗的长期健康影响。

由于新冠病毒疫苗理论上的目的是要让全球绝大部份人接受注射而免疫，只要当中有影响几个百份点人口的严重副作用的话，疫苗本身的祸害可能比新冠疫情本身还要严重。

要确保疫苗安全，规模较大与时间较长的传统疫苗测试，似乎是无可避免的。因此，即使某种疫苗成功通过挑战性研究，它也只能够在有限度的范围内使用，而且受注射人士也要对其未知的风险有足够的认知。

由此可见，伦理风险极重的人类挑战性研究，其实未能扫除新冠疫苗开发的实验难题与时间限制。不过，在新冠疫情近乎无解之际，以人类志愿者作为“白老鼠”也不能不是科学界的选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