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解封】手机程式追踪病毒的极限与局限

各国逐步解封，除了要有频繁而可靠的病毒测试支持之外，在不能检测全国每一个人的前提下，透过追踪新增病例的传染链去控制疫情扩散，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过去，这种追踪全靠人力而为，由“接触追踪员”明查暗访，从患病者的口供、患病者亲友的证词、患病者曾到访场所的环境证据，去寻找所有有可能因与患者接触而受感染的人，或作测试，或作隔离，或作诊治、或作健康追踪。

然而，如今手机几乎已是现代人身体的延伸，网络连线数据、电子交易资料、全球定位系统（GPS）等资讯就可被用作追踪病毒传播链之用。

隐私权成为追踪能力的限制

在中国，诸如支付宝和微信等几乎人人皆有的手机程式便按中央或各级政府需求推出了“绿黄红”三色健康码，根据用户自行申报的健康资料，配合其他数据去决定用户的安全系数，而进入公共场所之前也要先扫码按情况通行。

以杭州为例，持绿码者可通行杭州；黄码者须进行7天内的集中或居家隔离，在连续7天健康申报正常后将转回绿码；红码者则须进行14天的集中或居家隔离，在连续14天健康申报正常后再转为绿码。

在世界其他民主国家，由政府与企业如此严密管控数据的做法却难以接及。不过，要在隐私权与疫情追踪之间取得人民此刻愿意接受的平衡，也绝不容易。

以韩国为例，其政府以一连串的个人资料确定个别新冠肺炎确诊者的行踪，将此等资料匿名化之后，再公布相关资讯，希望确诊者行踪遍及地区的人会自行戒备，或自作隔离，或主动去接受病毒测试。然而，在部份案例中，确诊者的行踪本身就已给人足够资讯得知其真正身份，造成有确诊者遇上歧视，更有偷情男女因此被揭发。

在以隐私权的至高无上为“世俗信仰”的欧洲，以及日渐质疑科网巨企掌握全民数据的美国，中国与韩国的做法也难以复制。而在芸芸众多有较早抗疫经验的亚洲国家中，他们就看中了新加坡的模式，目前更成为欧美各国手机程式追踪病毒的主流做法。

Apple与Google的蓝芽合作

目前，苹果公司（Apple）与Google合作发展的跨系统手机追踪病毒传染链的基础，正是建立于新加坡模式之上。这个做法主要是依靠手机的蓝芽（Bluetooth）功能，让安装了追踪程式的手机可实时记录附近同样安装了此程式的手机身份。当一台手机的拥有者确诊后，这些记录就可以用来通知其他曾与此人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人，请求他们申报健康状况、要求他们自我隔离，或让他们按受病毒检测。

这套程式之所以以蓝芽功能为基础，而放弃全球定位系统，其主因正是隐私问题。蓝芽所能纪录下的的资讯只有附近的手机身份，而非手机的位置历史，因此并不会让其他手机，或者中央管控的系统得知手机机主的行踪记录。其背后逻辑亦非常简单：病毒传播的根本在于人与人的近距离接触，而这些人近距离接触的确实地点却属次要。

在苹果公司与Google合作发展的系统中，中央管控更被禁止。每一个装有程式的手机都会每15分钟产生一个随机的号码并向外发送，也从外面接受其他手机随机号码——此随机号码并不会与手机机主的个人资料产生直接关系。每一部手机都会将这些随机号码记录下来。

当其中一位手机机主确诊，在他授权之下，其手机过往的随机号码将会被上存到云端，而其他手机也会定时下载这些号码去比对机内的记录。如果下载得来的号码与手机记录有重叠的话，这将表明此手机机主曾与新冠肺炎确诊者有过近距离接触。

蓝芽的局限

遵从这两家公司的隐私要求的政府或企业，将能在这个基础之上开发各自的程式作病毒追踪。目前，包括意大利在内等欧洲多国都将以这套系统为基础。坚持由中央记录手机接触数据的国家，诸如法国、澳大利亚等，未来也不无可能接受苹果公司与Google的要求，因为如果不接受后者隐私要求的话，手机程式将难以在不启动的背景模式下使用蓝芽功能。

然而，类似的系统局限性依然非常大。首先，愿意主动下载程式的民众比例须高达六至七成，这种追踪才算有效。而在类似系统的发源地新加坡，其民众参与度也只得两成左右。

更重要的是，蓝芽功能得来的接触数据过于片面，一方面会忽略了高危的接触，另一方面也会将相对安全的接触误认为高危。例如蓝芽数据忽略各个手机接触的确实场所，可是不同场所却有完全不一样的传染风险——例如在郊外爬山相遇的15分钟手机接触，理论上应该比在商场中少于15分钟的相遇安全（在商场中会有碰触到同一件商品、大门把手之类的机会），可是根据上述的蓝芽系统，前者却会获得传染风险的通知，而后者却不会。

有其及此，诸如麻州理工学院（MIT）等研究机构也正在协助不同政府开发会用上全球定位系统、WIFI连线记录等数据作追踪的系统，以补充蓝芽数据的不足。

“人海战术”难避免

这当然牵涉到隐私权与追踪能力之间的取舍。可是，即使是中国由中央统筹高量数据，并以程式运算出不同健康码的极限做法，其实也有其局限。例如不同的人即使在同一个场所、在同等距离之内相处过同一时间，这也不能告诉任何人他们在相处期间的实际接触情况。

同时，同一种场所也不一定有同样的传染风险。例如，不同的商场可能在清洁频密度等项目上有所不同。从这些细节之中去衡量各个人与人接触案例的风险，也并非手机程式能做到的。

因此，无论可供使用的数据项目有多广、背后的程式有多聪明，要掌握确诊者与他人接触的具体状况，依然少不了接触追踪员的“人海战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说法，中国政府单在人口达1,100万的武汉一地就派出了9,000名接触追踪者坐镇。

如果以武汉的标准为参考，每一万人中就要有近8个接触追踪者。各国在发展科技追踪的同时，实不应忘记这种“低技术”追踪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