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想象的共同体走向破灭

美国知名国际关系研究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一部探讨20世纪末“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提出了一个影响至今的概念，那就是“想象的共同体”。

在安德森看来，人们所熟悉的民族，正是一个典型的想象共同体，“因为即使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从来不认识他们的大多数同胞，并和他们相遇，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向却活在他们的心中。”“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及剥削，民族总是被想像成一个深刻的、平等的同志情谊。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去屠杀或从容赴死。”

而今，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一方面正在不由分说将笼罩在一个个共同体上的面纱撕掉，给世人呈现出其“想象”且脆弱的一面，另一方面一些新的共同体正在形成，当然本质上也是“想象的”、脆弱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场域一直存在着两个大的想象共同体，那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美苏冷战，将这两个共同体的对抗推向高潮。资本主义阵营以美国为首，1947年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和实施，为这一阵营的形成建立了经济纽带，1949年4月《北大西洋公约》的签署，更加夯实了这一阵营的军事战略同盟关系。因之于经济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资本主义阵营在价值观上也形成了强势话语权，不仅更加巩固了共同体的稳定性，民主、自由、人权等也随即成了普世价值，是为软实力。

再看社会主义这个共同体，二战之后以苏联为首，初期影响力不可谓不大，但随着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尤其是中国的退出，基本上已经宣告了该阵营的破产。再加上后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这个共同体也被认为彻底瓦解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借此宣告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在美苏冷战之际，毛泽东试图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共同体之外，架构出新的共同体，故而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用毛泽东1974年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所说的，“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毛泽东认为超级大国之间争夺世界霸权地位是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而第三世界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主要力量。

不同于毛泽东的“另起炉灶”，邓小平深谙如何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也明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非二元对立的存在，因为“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所以，与其纠结于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不如直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将这两个想象的共同体打通，各取所长，为己所用。由此，才造就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奇迹。

今天，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抗与较量虽然还在进行，但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些自称是资本主义这一共同体的国家，在具体政策的制定上也不免加入社会主义；反过来，一些社会主义共同体中的国家，为了经济发展与国家繁荣，也在不遗余力地借鉴资本主义。所以当英国老牌杂志《经济学人》以“千禧一代的社会主义”作为封面时，虽然目的是发出预警和担忧，但同时也间接道出了一个现实，那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早已不再是两个泾渭分明的共同体。

而时下正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正是加速想象共同体破灭的“催化剂”。一体化的欧洲，在疫情的考验之下，已经显示出颇为真实与惨烈的一面。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话说，“欧洲的团结并不存在，这是纸上的童话。”而原本作为联结资本主义阵营的纽带，也正在疫情中走向瓦解。比如原本信奉“小政府、大市场”的国家，面对疯狂肆虐的瘟疫，也不得不转而寻求更多的国家干预，向威权主义靠拢。更别说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彰显，在“人命关天”的危机关头更是不值一提，所谓的“民主抗疫”也成了笑话。

当疫情在中国爆发并蔓延开来时，资本主义阵营尚且可以集中火力抨击社会主义，唱衰中国体制与模式，可是在中国以实际行动有效遏制住了疫情蔓延，并通过第一时间分享病毒基因序列并尽可能为世界争取时间窗口期之后，美国、欧洲等资本主义阵营国家仍未引起足够重视，最终酿成今天的泛滥局面，恐怕身处资本主义这个共同体里的国家，再也没有足够的底气来炫耀己方体制的优越性。

尤其当带头大哥美国开始用“中国病毒”转移矛盾、耍流氓，欧洲各国又不断发生“截胡”医疗物资的风波，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宣告了想象共同体的破灭。

一个想象共同体的破灭有多容易，另一个新的想象共同体的建构也就有多迅速。尤其当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存在，出于抱团取暖的本能，也会很快建构出一个共同体来。而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紧随资本主义阵营这个共同体破灭后，便是以中国作为共同“敌人”来迅速建构起来的另一个共同体，也即“反中共同体”。

新冠肺炎疫情何以到今天这个地步？在“反中共同体”看来，都怪中国人管不住嘴，吃了不该吃的野味，病毒就是起源于中国。所以，全世界今天都在为中国的过错和失误埋单。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Josh Hawley）和同党籍的联邦众议员斯坦弗尼克（Elise Stefanik）就在参众两院分别提出议案，呼吁对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中共隐瞒疫情扩散的情况启动国际调查，同时要求中国对受影响的世界各国作出赔偿。

疫情蔓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同时也加剧了人们的焦虑、恐慌。当这股焦虑与恐慌的情绪无处安放时，“中国”这一疫情最先爆发地，就成了最好的宣泄口，本是无稽之谈的“中国赔偿论”之所以能在国际场域引发共鸣，正是源于这一“刚需”。而且经过此一番共鸣，“反中共同体”不仅得以成型，在一浪高过一浪的舆论声讨中看上去还颇为稳固。

表面上看，“反中共同体”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反中”，但其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构成此共同体的各个成员的目的却不尽相同。比如美国，“反中”的目的绝不局限于疫情本身，也不单单是转移矛盾这么简单，而是忧虑美国会自此被中国取代。《纽约时报》日前就接连刊登两篇文章——《面对新冠危机 美国不再是一个慷慨的全球领导者》和《中国援助各国抗击疫情 打造全球领导者形象》。这场疫情，已然成为中美两个大国全球领导力的一次公开测试。而且让美国颇感忧虑的是，中国现在占据着绝对的上风。

再如台湾，从一开始就举着“民主抗疫”的大旗，努力挤进此轮“反中共同体”中。但台湾早已不是基于防疫的需要，而是试图借着“反中”这股东风来彻底切断与大陆的连接，也就是以疫谋独。两岸关系早在蔡英文第一任期后期就陷入冰冻，战争与冲突的阴云这几年来一直在台海上空蕴藉，蔡英文连任后的两岸关系定位早就已经被北京判了死刑。已经台独入脑、提出了“中华民国台湾”概念的蔡英文，不仅不会藉疫情缓和两岸关系，还会把这次疫情当成了脱离与中国大陆联系、谋求实质台独和进一步投靠拥抱美国的机会。

至于那些一只脚已经踏入“反中共同体”，另一只脚却还在游离徘徊的国家，则正在经历着一番痛苦的挣扎。一方面，基于现实需要，他们需要中国的人员和物资帮助；另一方面，因为认定病毒起源于中国，于是心理上又一直跨不过去，只能“反中”。基于这样的错位与挣扎，所以中国救援物资稍有问题，都会被放大，成为这些受援助国家表达“反中”情绪的难得契机。

这一点也不意外，毕竟国际场域向来是“没有永恒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一个共同体可以迅速基于“反中”的需要建构起来，同样也可以基于共同的抗疫需要迅速解体。何况原本这一“共同体”，就是想象出来的，不堪一击地脆弱。但同样不可忽略的是，这一共同体背后的强大“反华惯性”。正是因为这一“惯性”，“反中共同体”才在一片防疫混沌中成为可能，且尤为突出。

从这个层面看，中国反复所提“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初衷是好的，但本质上也是想象出来的、遥不可及的。人类经过漫长时间形成的现代文明，都可以在一夕间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就像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在其名著《失明症漫记》中所呈现的盲流感下的混沌世界一样，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美好愿景的距离从一开始就无法丈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