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中的欧洲政治反思

经历近一个月的全国封锁后，作为欧洲新冠肺炎疫情中央的意大利形势渐稳，而一海之隔的西班牙也势将走上意大利的路途，与此同时，不少欧洲主要国家的疫情也逐渐趋于平缓，黎明似乎是可预见的，而这一轮席卷全欧的危机除了进一步撕开欧盟既有的裂痕外，也将促使欧洲人重新反思自身的国家政治。

截至上周六（4月4日），意大利总确诊人数达12.4万，死亡人数超过1.5万，然而其每日新增案例的百分比已连续六日维持在5%以下，第一波爆发已然受控。较意大利迟数日封锁全国的西班牙，总确诊人数为12.6万，死亡人数接近1.2万，不过每日新增案例百分比已连续一个星期维持在10%以下，并呈明显下行趋势。较西班牙迟数天封锁全国的法国，总确诊人数近9万，死亡人数超过7,500，除却4月2日的统计标准改变外，每日新增比例徘徊在十个百分点上下，已较高峰期回落。至于至今都未落实全国禁止出行令的德国，总确诊人数超过9万，死亡人数超过1,400，死亡率甚低之余，每日新增确诊比例也连续一个星期维持在10%以下。

【4月7日数据更新：截至4月6日，意大利总确诊人数达13.2万，死亡人数为1.65万，其当日的新增案例百分比已降至3%以下；西班牙总确诊人数为13.6万，死亡人数为13.3万，其当日新增案例百分比亦跌到3%左右的水平；法国总确诊人数约9.9万，死亡人数近9,000，其每日新增案例百分比已连续多日维持在单位数字；德国总确诊人数为10.3万，死亡人数超过1,800，其每日新增案例百分比继续维持在10%以下。】

在这些欧洲主要国家疫情渐见缓和的背景下，欧元区各国财长将会在本周二（4月7日）召开视像会议，商讨如何合力应对新冠肺炎大流行所带来的经济冲击。当中，最具争议的题目正是以欧盟名义发债去支撑各国救市财政政策的“新冠债券”（Coronabonds）。其战线也极其明显，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财政较为不稳健的国家支持发债，德国、奥地利、荷兰等“债主国”则反对新冠债券的设立。此僵局已导致焚烧欧盟旗帜的影片在意大利爆红，债主国们的坚持也许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过，当外界都在讨论“新冠疫情会否拖垮欧盟”之际，疫情危机将使得欧盟人无可避免要重新反思其国家管治与政治，而当中的一些信念也无可避免会遭遇变更。

正如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3月中所预言：“很多我们确信的、坚信的东西都会被扫除、被挑战。很多我们认为不可能的都会来临。明日到来，当我们取得胜利时，这将不会是昨日的回归。”这一反思及其带来的改变，除了有可能革新各国管治模式之外，也有可能会为欧盟这个既不松散亦不紧密的组织换上新的面貌。

各施各法的欧洲

其实，对于政治的反思，在欧洲而言绝不陌生。从古希腊哲人柏拉图的“哲学家王”、亚里斯多德研究希腊城邦凡举百多种政制后归纳出六大政制，到法国启蒙时代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到了今天，欧洲还有年高九十的德国哲学家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倡导商议式民主。而且，当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已然预设自由民主社会是“历史结终点”，因而只集中讨论“如何分配社会资源而寻得正义”等议题时，欧洲依然是一个喜好从根本基础上讨论问题的地方。

古希腊芸芸城邦政制各异，欧洲大陆也可算是二十一世纪的古希腊。布鲁塞尔政界就有一句名言：“欧洲有两种国家，一种是小国，另一种是不知道自己是小国的小国。”虽然欧洲各国也趋近自由民主社会，可是细分而言，各国管治模式却差异甚巨，在其应对疫情的不同手段中可见一斑。

在管治上趋近自由放任的一方，欧洲就有瑞士跟瑞典两个例子。瑞士夹在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国家之间，与这些欧盟国家交流频繁，其新冠肺炎总确诊人数至上周六已超过2万，死亡人数超过650。与欧洲绝大部份国家不同，主打“公投治国”的瑞士并没有禁止非必要出行，只是取消了各类大型活动，禁止五人以上集会，并关闭学校、酒吧、餐厅等人们聚会的场所。瑞士同时采行非常积极的病毒检测措施，至今已进行了超过15万个检测，相对人口比例而言，比以大量检测闻名的韩国还要多。截至上周六，其每日新增确诊人数百分比已连续八天维持在10%以下，并有明显下降迹象，与严厉封锁全国的西班牙情况类似。

比瑞士更自由放任的是瑞典。截至上周六，瑞典总确诊人数超过6,500，死亡人数突破350，绝对数字较低。瑞典政府并没有采取禁止出行、关闭商店等严格措施，只在3月底禁止酒吧和食肆在店内餐桌以外提供服务，并禁止超过50人的公众集会。瑞典首相勒文（Stefan Lofven）一直强调瑞典人要尽自己的责任为自己、为他人防疫，如非必要不会以国家力量介入。他说：“最有效的东西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可以尽的努力。每一个瑞典人都有责任为了保护他人而保护自己。”瑞典的自由放任换来四面楚歌的批评，可是其每日新增确诊人数百分比已近三个星期保持在10%上下的水平，这种平稳增加的走势甚为符合“压平曲线”（flattening the curve）的图像，也与远在天边、同样未有采取严厉封锁措施的日本情况相近。

【4月7日更新：截至4月6日，瑞士总确诊人数为2.16万，死亡人数超过 760，其每日新增案例百分比已连续10日处于个位数字水平，并呈明显下降趋势；瑞典总确诊人数超过7,200，死亡人数超过470，其每日新增案例百分比连续3日维持在个位数字。】

正如上文所述，意大利与西班牙因为强硬的封锁全国策略而将病毒传播的上升轨迹压了下来。因此，部份传统上甚为抗拒政府权力的国家，也因应国内情况而逐渐加强政府的管控。例如因为纳粹往迹而对政府极有戒心的德国，如今也准备推出追踪疫情的手机程式，计划运用蓝牙技术将手机与手机之间的近距离接触记录下来，如果其中一位机主不幸感染新冠肺炎，德国卫生当局的人员就能够将资料下载，追寻有可能曾经与患者接触的人士。德国方面更称，这套程式的发展已有其他欧洲国家参与其中。

这些不同的抗疫策略到底优劣谁属，还是最后殊途同归，目前仍是不能说准。不过，在人民层面关系密切的欧洲，人们看到自己曾以为非常熟悉的国家采取与自身国家甚为不同的抗疫策略，定将引起各人反思国家管治，而不同的抗疫结果也将让欧洲各国重新扮演起古希腊城邦的“政治试纸”角色。

让政治回归管治

要思索国家管治，有极多的维度可以入手。眼见较为专权的国家（如中国）在抗疫上的成功，不少人就将“专权体制”与“自由民主体制”作为对立而作诸多评比。然而，民主体制当中也存在没有用上最强硬措施而抗疫得宜的范例，诸如韩国、德国—凑巧的是，两国除了没有封锁全国，也以检测极其广泛而闻名。

美国政治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指出政制民主与否不是抗疫成败的根本，其根本在于“人民是否信任其领袖，以及其领袖手下的国家体制有没有能力与执行成效”。

于是，也有人将管治差异建构于东西文化差异之上。相对而言，属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中、韩、日，其抗疫成果的确远好于欧美国家。这也许与人民较倾向服从上位者的命令（甚至指引）相关。然而，正如亚里斯多德指出，一套政令如果不适合该国的基本原则的话，即使是一个在抽象层面上完美的政令，也不能在实际上有效。因此，如果以文化维度来思索管治问题，无疑是缘木求鱼。

上述的维度其实也在寻求一个确切的政治答案。在管治形态各异的欧洲，疫情所促成的反思在当下却不必定需要一个确切的答案，其所需更可能是这种反思本身的问题意识。

政府存在的本质就是为了达至良好的管治。这是一个没有人会质疑的真理。然而，最明显的真理却最容易为人忘记。欧洲人也似乎普遍忘记了这个真理。

在政府管治本来就欠佳的意大利，近年新崛起的政治团体，全都是反体制、反移民之类的意识形态政团，对于如何改善管治国家的实际行政基础，却无人关注。在另一南欧国家西班牙，最热切的政治问题只是加泰隆尼亚的独立争议。甚至在法国这个充满政治热情的国家，人们也将其大部份心力放在福利政策的存废与变更之上，并没有对如何达至良好管治有太多深刻的诉求与讨论。同类的情况也发生在管治本来就甚为良好的德国、瑞士、瑞典等国家。

新冠肺炎的挑战，却重新将良好管治（包括在欧洲本已没有太多讨论空间的医疗卫生管治）放在政治讨论的中心。当新冠肺炎疫情过去，欧洲以至全球抗疫的最终成绩表面世，这一场如何以政治达至良好管治的反思将会以不同面貌示人：这也许是对既有国家与地方分权体制的讨论，也许是政客管治与专家管治之间的权衡，也许是行政权力应否继续扩充的争议，也许是如何让政府得信于民的探求，也许是对“并非只有民主体制才能带来良好管治”的醒悟，也许是自由放任到何种程度即须国家限制的寻索。

“危”与“机”的两面性与同一性是老掉大牙的说法。然而，新冠疫情的危局确实为政治与管治逐渐分离的欧洲创造出“让管治重回政治中心”的机遇。

上文刊登于第208期《香港01》周报（2020年4月6日）《新冠疫情中的欧洲政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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