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重新审视封关、封城与封锁的必要性

欧盟将禁止非公民入境30天、俄罗斯将全面封关至5月初、加拿大禁止美国公民以外外国人入境、法国封锁全国禁止非必要出行、德国关闭所有非必需品商店、美国三藩市要求除必要出行外全民留在家中……类似的新闻不绝如耳，反而是世卫以往反对封关的建议、西方舆论对封锁限制民众自由的争论却愈来愈少有听闻。

无论是封关、封城还是封锁，皆是隔离政策的一种，只是范围和对象不同而已。“隔离”（Quarantine）一词字意原为40天，来自欧洲黑死病流行期间，威尼斯控制的西西里拉古萨（Ragusa）禁止人民与任何抵达船只来往30天的法律——期后类似的隔离逐渐扩展至40天——而任何违反隔离者亦要进入隔离。“隔离”正是将传染病封锁在一定范围之内，以阻止或减慢其传播的做法。

“三封”没有原则性差异

在此大框架之下，封关、封城与封锁的背后逻辑完全一样。封关，在全球层面而言，即不同程度禁止来自传染病流行国家或地区人士入境的做法，目标是将病情隔离在该地区，以阻止或减慢其传播。封城，在一国层面而言，即不同程度封禁来自传染病流行地区人士进入国境其他范围的做法，目标是将病情隔离在该地，以阻止或减慢其传播。而封锁，在社区的层面而言，即不同程度阻止或减少区内民众接触感染的各种措施，目标是将病情隔离在染病的个人或小群体中，以阻止或减慢其传播。

“三封”之间的具体抉择，当然就现实情况之不同而各异。例如，当疫情已在甲乙两国普遍流传，而且两国可预期的国内抗疫进展差距无几，封关则已无必要，反而国内的封锁却更为明智。因此，欧盟之中诸如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家，又或者美欧之间，其实已再无封关的必要，反而应着重国内封锁。

虽然“三封”的抉择按现实情况而有差异，可是任何人原则上反对三者之一（例如封关），却原则上赞同其他同类做法（例如封城），则是犯上逻辑错误，或者背后另有与防疫无直接关系的考量。

如果我们不考量任何与阻止疫情扩散无关的因素的话，最极端的隔离方法无庸置疑能阻止疫情扩散，因此反对“三封”的理据通常来自与防疫并无直接关系的考量，当中有两大层面。一是实质层面，即“三封”所造成的得益及不上其所造成的损失，这通常是指经济损失，也可指各种连带损害，例如人们封锁在家可能会出现的心理问题等等。二是非实质层面，最主要来自国与国的外交关系、国内族群之间的矛盾、政治争议、意识形态的坚持等等。

意识形态与政治观感　不应纳入抗疫考虑

首先，我们实应抛开所有非实质层面的反对，因为这些反对只出于主观立场，与现实无关。这可见于有些国家将他国对自身实施封关措施本能反应式的视为一种外交上的恶意行为。例如，在欧盟一体化的政治旗帜之下，任何封闭区内国与国边境的动作也被视为政治“大不讳”，因此意大利疫情初爆之时，也没有其他欧盟国家愿意冒上这个政治风险而对意大利封关。然而，如果当初包括意大利在内的国家都能放下这个政治观念，而接受封关的话，也许今天欧洲的整体疫情不会像今天严重，而欧盟其他国家也不会因为自顾不暇而对意大利爱莫能助。

又例如部份西方舆论以人权或自由为名，先入为主地反对封城或封锁的防疫做法。这只是任由模糊的意识形态坚持缩窄了防疫措施的选项。从如今意大利人绝大多数支持封锁全国、英国教师以主动缺课抗衡政府拒绝关校等情况看来，封锁抗疫本身就可以是自由人的自由选择。

防疫政策就是经济政策

另一方面，从实质层面反对“三封”的确是一个值得衡量的因素。例如，如果新冠肺炎是跟流行性感冒一般有同等传播度、死亡率的风土病的话，任何封关、封城、封锁也许是原则上得不偿失的操作——正如特朗普在3月9日尚称：“去年有37,000美国人死于流感，平均每年有27,000至70,000人死。我们却没有任何封锁，生活与经济活动如常。如今新冠病毒只有546个确诊病例，以及22人死。大家可以想一想。”

问题在于，新冠肺炎并不是流行性感冒——它的死亡率是流冒数倍至数十倍。而且，即使新冠肺炎最后将发展成像流感一般的风土病，当下人们对肺炎的恐惧已严重影响经济活动，一天恐惧不除，一天难救经济。而从美国联储局本月两度突击减息与大量放水后也未能挽回美股跌势可见，此时此刻，最佳的防疫政策就是最佳的经济政策，而最佳的防疫政策在短期内则仍是万变不离其宗的隔离政策。

当然，最具成本效益的隔离，是隔离病毒于其滋生之地。可是，新冠病毒现已遍布全球多国作社区爆发，除非有人真的意图残酷地任由病毒传播，而达至目前未得确证的所谓“群体免疫”，否则落实严厉封锁、尽量将病毒传播的倒U字型曲线压至最平、并由政府以财政措施帮助所有受影响的人和企业度过难关，已是任何国家不能逃避的抗疫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