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对伊朗借鉴中国抗疫措施的评估

迈入3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疫情焦点正逐渐从中国转向韩国、意大利和伊朗等地。其中以伊朗最为严峻。

3月3日，伊朗新增新冠肺炎病例835例，新增死亡病例11例，已成为中东地区确诊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在该国目前已确诊的两千多例患者中，更不乏政界要人，譬如在该国议会的290名议员中，就有23人确诊。

危急之下，伊朗正在选择一切合理、有效的方案与经验来对应疫情，譬如“中国方案”就是其中的一个选项。在伊朗邀请下，一行5人的中国专家团已在2月29日率同包括病毒检测盒、防护服在内的援助物资抵达伊朗。次日，伊朗便印行发布了波斯文版的《张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一书，借以指导民众防疫。3月3日，伊朗革命卫队也加入协助应对疫情。

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些在中国实施的措施，是否适用于伊朗？能否帮助伊朗度过危机？

德黑兰穷则思变

从客观局面来看，首先，伊朗国内疫情的蔓延证明其此前疫情防控措施的不当。痛定思痛之下，当然有必要改变思路，应对疫情。

伊朗当局在疫情于“圣城”库姆等地蔓延之初仍不肯采取断然措施，坚持宣传于2月20日举行的伊朗议会大选。因此，虽然在19日至20日间，伊朗方面接连发现疑似患者和病死患者，但德黑兰方面非但没有制止群体聚集，反而大举宣传疫区库姆民众“蔑视病毒、不戴口罩”。

到23日，伊朗各邻国也紧急关闭边界、限制民航，但伊朗卫生部副部长哈里奇（Iraj Harirchi）等官员非但不采取积极响应，还在同日批评邻国言行，直指“隔离属于石器时代”。随着以他为首的一批伊朗高官、社会名流从翌日开始接连确诊，乃至到29日还有一名总统顾问患病身死，以伊朗总统鲁哈尼（Hassan Rouhani）为首的伊朗高层如不希望局势继续恶化，自然有必要采取积极防控措施。

其次，中国医疗队在2月29日的抵达客观改变了伊朗方面在新冠疫情问题上相对茫然的局面。而伊朗国家经济实力极为有限，需要国际社会施以人道主义援手的现状，也让中国医疗队成为伊朗为数不多可以依靠的外援。

与此同时，作为过去2个多月里疫情重灾区的中国，却正在迅速扭转疫情态势。通过数字分析可见，中国目前形势变化极为可观，不出意外将在一个月或更短时间内从“最吃紧的关键阶段”转入“取得胜利”的阶段。

根据中国卫健委3月2日公开数据，3月2日0至24时，中国全境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5例，是近一个月时间里的最低数字，也延续了近半个月以来波动下降的态势。

虽然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特效药和疫苗大规模还需数月乃至大半年才能广泛投放，但绝大多数的感染者都可以被治愈出院。随着中国全新防控体系的建立和更多医疗资源的投入，中国内地的新冠肺炎感染率和死亡率正不断下降，治愈率持续上升，这一局面对遭遇疫情严峻冲击的伊朗无疑是抚慰性的。

伊朗有借鉴中国方案的能力

当然，伊朗借鉴中国方案也需保证一些前提。

伊朗方面首先具备足够的医疗能力作为基础。伊朗有全中东最完善的产业结构，包括现代制药工业和区域内领先的医疗能力。全国共488家政府资助的医院，每千名人口平均拥有1.1名内科医生；全国97%的药品能够自给，其药品生产原材料的80%至90%能够自给。虽然面临爆发式疫情依旧会感到棘手，但至少有一定应对能力，包括能够根据形势转产法匹拉韦、磷酸氯喹等常规抗疫药品，更有根据疫情研发新药的可能。

与此同时，伊朗的专制政府体制令其具备较强的控制和调配能力。相对于其他伊斯兰国家，伊朗在“科学与教规”面前也相对开明。如今，当局采取了“全国所有学校停学、取消包括婚礼和葬礼在内的一切集会”的强制措施，该国卫生部罕见颁布禁令，禁止民众前往清真寺聚集礼拜。

此外，伊朗还具备以颁布“教法令”（fatwa）这一特殊的宗教手段，要求民众遵守政府法令。譬如在2月28日，库姆的大阿亚图拉（即伊斯兰教什叶派中的最高级别宗教学者）即发布教法令，呼吁民众考虑卫生部规定，不宜前往清真寺聚集礼拜。目前，这一呼吁已得到民众积极回应。

尽管在多年制裁的压制下，伊朗民众的凝聚力会有所下降，但与此同时，伊朗经济相对独立的特征也随之凸显。加之该国社会也在制裁压力下习惯了经济停摆，其基层组织的控制能力和动员能力，在政治与宗教的二元结构下显得相对平稳，如伊朗当局从3月2日起开始的“派出30万个医疗小组上门逐户排查疫情”的措施就依靠了这一基础。

诚然，最终落实的情况如何，还有需考验伊朗各层级官员的紧急事件管理能力，也考验伊朗民众的配合程度。不过宏观而评估，伊朗疫情过去一周的爆发式加剧，令政府于数日内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外界可以看到其“亡羊补牢”的强烈意愿。再考虑到伊朗各方面国情，似乎确可以参考采用类同于中国过去数周的疫情防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