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外交不能“韬光养晦”的四个理由

近年来，中国愈发主动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在诸如南海、中美贸易战、中韩“萨德”风波等事件上，态度愈发强硬。相应的，中国外交官也愈发不惧于以强硬姿态表述中方立场。与此同时，中国也愈发成为各国针对的目标，国际事务中出现摩擦的情况愈发频繁，外交工作压力日增。

对此，不乏有批评的声音认为“中国底气日足，放弃‘韬光养晦’，也因此愈发成为众矢之的。这是中国外交的严重失误。”

首先要明白的是，相较于数十年前，中国国力突飞猛进，已然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乃至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无论是贸易战、外交战、还是武装战，拼的都是综合国力，日盛的国力是中国作风转硬的本钱。围绕这一点，无人有任何疑问。持批评意见的人所在意的是，纵使中国有了这般实力，又是否有必要采取愈发高调而主动的外交作风？是否有必要抛弃“韬光养晦”？

这种质疑是合理的，却也是片面的。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并非主动放弃“韬光养晦”，而是已经不能再“韬光养晦”。此乃由四个原因所决定。

一：今非昔比　再无不被重视的可能

第一，随着中国崛起，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摩擦自然增大，相应工作也尾随而至。中国日益缩小与美国的差距，赶超势头愈发明显，又不断拉大与日、德、英、法等其它国家的差距，且中国的产业升级又对发达经济体形成实在的竞争压力，这不可避免地引起各方重视和不少西方人士的敌意。

考虑到中国与大多发达经济体迥然不同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以及地缘政治和经贸利益的竞争，此时的中国很容易成为西方政客随意消耗的“政治提款机”。中国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竞争，正在各个领域展开。

此时中国面对的并不仅仅是个别政客出于意识形态的指谪，而是有系统的、刻意的舆论攻击，现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和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便是最典型的代表。而对西方记者而言，密切追踪相关舆论动态，从自身更亲近于西方的价值观出发，刻意或无意地参与到对华舆论攻势当中，就更是其本职工作。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若延续以往和风细雨的外交姿态，并不适应现实需求。

二：时代变革　使命呼唤

第二，中共高层对外交战略的改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在共和国的前60余年里，国家打下了较为坚实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基础。在那基础上，这一代人的使命除了在于进一步完善政制体系，优化治理能力，为了下一个数十年的经济发展重新改革经济结构，也包括推动国际秩序革新，令这个愈来愈显得不合时宜的、以西方中心论为根本的战后国际秩序，变得更为多元、更为有代表性。

为此，中共十八大以后，中方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明确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为之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落实一系列被称为“改革开放2.0”的开放性市场改革，以国际进口博览会、支持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方式，深耕中国市场与国际经济的衔接。

中共高层认为世界正处于“百年不遇之大变革”的深刻变革当中，而中国也必须“更加积极有为地维护世界和平，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事务，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发展”。当习近平2014年7月访问拉美四国期间说出这话时，也是在因应时代需求而为中国外交提出新要求，“积极有为”需要成为中国外交的主基调。

因此，如果说此前中国的外交更像是对外部世界的应激反应，那么中共十八大之后的中国外交则又开始新一轮的自我重塑。

三：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性格

第三，人的变化。这是人们很容易忽略的一点。同样的职务由又不同性格的人落实，也会有不同的效果。

第一代外交官员大都是出生于1910年代至1930年代的10后、20后和30后，这批曾经历过战争、革命，亲身参与到共和国奠定过程，并从废墟中重建家国的外交官们，性格中自然带有敢言敢为的一面。

第二代外交官则以30后、40后、50后为主体，他们生于贫瘠，长于忧患，经历了动乱，见证了国家飞速的发展进程，因此更能忍常人之不能忍，且无比珍惜发展的果实。

到了以60后、70后乃至80后为主体的第三代外交官员，他们生长于国家蓬勃向上的阶段，见证著国家日盛的国力，不仅没有那么沉重的负担，更有着远超其前辈的自信和底气，能够自如地做到平视发达国家。此时面对西方发达国家愈发针对性的姿态，也就不应该且不会甘于“忍气吞声”。

四：只有外交高调，军事才能低调

时代不由人，如今的世界，已然不是中国息事宁人就能换来和平的时代。和平是需要争来的。当下的发展阶段确实需要中国在国际场上更加积极有为。

不过纵然如此，也不代表中国就应全面“狼化”。事实上一个诡谲的情况是，与外交官员愈发强势相反，中国军队高层近年来对外、尤其是在对美交往方面，态度已经相对低调很多。

还记得2016年夏天，南海局势因“中菲南海仲裁案”而异常炽热。中美两军于7月在南海对峙一个月，当时美国列根号和斯坦尼斯号两艘航母，配备十余艘护卫舰、导弹驱逐舰和150余架各类战机，摆阵于中国南大门。而解放军则北海、东海、南海三大舰队精锐尽出，时任海军司令吴胜利、政委苗华，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王冠中和南部战区司令员王教成4名上将齐聚南海。只要任何一方的挑衅动作越过红线，就可能擦枪走火。

相比于彼时徘徊于战争边缘、火药味四溢的情况，到了2018年11月9日中美防长会晤时，不仅美方表示要加强危机管控，避免误解误判，中方也做出相应改变，建议稳妥处理两军关系，并首次提出将两军关系建成两国关系的“稳定器”。2019年11月28日的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再次强调两军关系作为“稳定器”的角色。

显然，中美都在力求避免两国军力碰撞的恐怖后果。而这种“外交高调与军事低调”的搭配，可谓是中共高层的又一种战略选择。毕竟外交上的强势，即便造成冲突也不过是口头交锋和媒体之间的舆论战，军事上的强势则很可能点燃战火。

再进一步讲，当下中国在军事、科技、产业等方面仍有一定短板。那么一面在外交上做必要的积极工作，令西方对中国的不满和分歧，通过包括贸易战等可控的方式适当释放，从而延长中国的发展窗口，用五年或十年的时间，让中国自身军事、科技、经济实力再上一个台阶。这何尝不是一种战略选择？

说回到耿爽等外交部发言人“战狼式”的风格，近来不乏有人将之与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彬彬有礼、语调温和的形象相对比，戏言“就应该让耿爽和吴谦互调岗位”。此话诚然可博人一笑，但认真细想，如今的安排，又何尝不是最合适的呢？

《道德经》有言“有无相生，难易相成”。事实上，“韬光养晦”与“积极有为”也是如此，两者本来就并非相互抵制。很大程度上，当中国军事近来进展迅猛，但相较于中国外交变得愈发重视“积极有为”，遍览国防部的对外表态，反而依旧保持着“韬光养晦”的宗旨。这种对比和个中道理，是值得人们深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