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企关系】天秤倒向政府 企业愈发听国家指挥

撰文: 黄治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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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1月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第二阶段贸易协议的谈判预计将更多讨论中国产业政策、国有企业补贴等问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将是焦点。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很多人反对特朗普政府通过强加关税、发布行政令或诉诸国会法律干预市场和贸易活动的行为,因为它很大程度上违背了自由市场的原则,也不符合保守派所主张的限制政府角色、规模和开支的理念。
那么,美国又如何看待自身政府、市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

中美关税贸易战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搬出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IEEPA),提到自己有权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明令美国企业撤出中国、搬回美国,有权限制中国在美投资,也有权力明令美国企业避免同中国的特定交易。

该法律赋予特朗普阻止美国企业甚至整个经济部门活动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并不在美国宪法范畴之内。

美国Alphabet公司(Google)配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企业华为的控诉和禁令,暂停与华为的部分业务,也凸显出背后美国政府对科技企业施压的效力。

奉行资本主义的美国非常强调“个人主义”,政府角色受限,企业自由发展,二者基本上彼此隔离。美国宪法也限定了美国政府、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建立统一市场。政府重在保持市场开放、维持契约精神以及保障财产,为企业提供自由竞争的环境。只有当这种环境受到影响或破坏时,比如经济危机和军事战争或企业违法,政府才会介入。

2018年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VCG)

但是,随着美国企业实力的不断壮大,足以撼动市场力量或无视市场规则的时候,政府对企业的管控就会加大,美国社会亦会支持政府对企业进行拆解或监管。

譬如,2020大选左翼参选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沃伦(Elizabeth Warren)就主张拆解Amazon、Facebook和Google等科技巨头企业。特朗普政府和国会也已开启对这些科技巨头的反垄断调查。根据追踪游说和政治捐款的机构“政治响应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最新数据,2018年,Facebook、Apple、Amazon、Microsoft和Google等美国科技巨头的游说开支打破历史记录,高达6,500万美元。

工业革命前,西方企业一方面受宗教信仰约束,即符合上帝喜悦、社会认可的合法合规,另一方面受政府的牵制,离不开政府的武力保护和政策激励。工业革命发生后,随着生产技术的变革和专业化分工的发展,企业开始争取更多主导权和自由经营的权力。随着企业自身实力的提高,逐渐也和政府形成了互利共生的关系。

一方面,政府通过制定监管、税收、直接援助、科研投入和产业保护等各种法规,管控企业在垄断、涉及国安的出口或买卖、工人健康保险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行为。在此过程中,联邦政府资金也大量流向企业,尤其是科技创新类企业,助力美国军事及国防的战略资源储备。另外,美国政府还通过对新兴小企业的资助,将一些基础研究成果用于市场。

另一方面,美国企业也会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影响政府政策,主要体现在游说和政治捐献两个方面。

美国在18世纪末进行制度设计时,就考虑了游说的影响,只不过,当时被称为利益集团当中的一个“派别”(faction)。美国国父及“宪法之父”麦迪逊(James Madison)是最早提出政府和利益集团之间存在联系的人。他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中写道,为了防止某一派别做大,可以将权力分散给相互竞争的派别,让它们不同利益之间展开竞争。

2018年至2019年,面临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的监管施压,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也增加了游说的资金投入。(VCG)

1808年,美国国会首次正式定义“游说”,即“试图影响政府官员决定的活动”。这里的政府官员可以是国会议员,也可以是各种规则委员会的成员。而整个19世纪,美国游说主要在各州层面展开,因为联邦层面的法律制定相对较少,那时的经济事务大多由州掌控。但是到了20世纪,国会和联邦权力扩大,游说群体在联邦层级的活动骤升。尤其在过去30年,美国游说达到历史高潮。

根据1946年国会通过的《联邦游说管制法》(Federal Regulation of Lobbying Act)和1995年通过的《游说公开法案》(lobbying Disclosure Act),游说对象包括国会、总统、行政机构、甚至选民。其中,游说主题主要是美国智库的大企业。

美国大企业对国会的影响,体现在直接游说国会议员、出席国会听证会、提供竞选资金支持等。譬如,2018年开始美国国会加大对Google、Twitter、Facebook等科技的调查后,这些科技企业就大幅增加了游说支出,瞄准国会酝酿的相关数据隐私法案。

企业也可以影响司法,也即介入司法程序维护自身利益,方式就是向法院提交意见书,或通过律师向法官施压;

此外企业亦可以直接游说行政部门。譬如,汽车制造商可以游说环境保护署(EPA)对相关尾气排放限制的法规进行调整。

政治献金和游说一样,也是美国民主政治的特色之一。按照美国《联邦选举竞选发》(FECA)和《游说信息披露法》(Lobbying Disclosure Act),企业可以通过成立或赞助“政治行动委员会”(PAC)公开支持特定政治人物和公共政策,以便让政策更为贴近社会和企业的实际需求。

财力越雄厚的企业,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就越大,比如一些受个别大型企业支持的政客,胜选上任后力推有助于该企业的政策,退休后又可进入该企业担任董事会成员等职位。奥巴马2008和2012年两次选举都曾受到来自矽谷科技企业的大量政治献金。

20世纪初,游说和政治捐献曾首次引发有关腐败的讨论。但最后美国国会都会通过法案,让其更加公开和透明。与此同时,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以及美国高法多次的裁决,也将游说归类于“言论自由”的范畴,这就是“游说”在美国合法合规的根源,奠定了政府和企业这种互利共生关系的基础。这也使得美国旋转门运转合理合法,使得精英在企业和政府效力。

国际上企业沦为“政治工具”

随着技术的创新与发展,美国企业影响力逐渐从国内延伸到国外,从而产生了一大批将业务扩展到海外的跨国企业。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全球化加速以来,美国跨国企业也加速了海外的扩张,可以说是美国经济霸权的缩影。比如,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沃尔玛商店(Wal-Mart Stores)、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福特汽车(Ford Motor)、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和花旗集团(Citigroup)以及Google等科技企业等。

2017年11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鲍威尔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后的两年,特朗普一直在对鲍威尔进行整治施压。(VCG)

这类企业要想跨国运营,也离不开美国政府的协助,其中的游说自然也不会少,目的就是为了拓展自己在海外的商业利益。但相比美国企业就国内业务的游说,美国企业就海外利益的游说得到了升华,因为美国政府也会利用这些企业全球触角的延伸和投资,将世界资源与市场为我作用,壮大美国的国力。

而且,为了占领国际市场和参与全球企业竞争,美国政府还同欧洲及亚洲国家签署了一系列的双边及多边贸易协定,尤其同自由民主经济体达成货币和政治联盟。这为美国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合作平台的同时,更重要的也是为本国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尤其助力美国地缘政治博弈。比如,奥巴马时期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就被认为是美国同西方民主国家和其他自由经济体结成同盟,对抗中国经济海外实力扩展的一种尝试。

但是,企业权力和实力由内到外的扩张,也会遭遇反效果。

在自由贸易与市场原则的主导下,美国企业难免为了利润而转移技术,美国因此担心自身优势和经济利益遭受损失。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关税贸易战,其中一个指控就是中国强制性的技术转让。而且,在反全球化的民粹浪潮下,美国人愈发感觉到,一些跨国企业已经抛弃美国,必须要平衡和国内和国外的市场。

按照特朗普及其幕僚的话说,就是要让这些跨国企业将就业岗位搬回美国,为国内经济和就业利益服务。今年3月被特朗普提名出任美联储(FED)理事的经济顾问摩尔(Stephen Moore)认为,特朗普经济计划的一项关键举措,就是通过一系列大幅减税政策(比如将商业税由35%降到15%或20%),让美国跨国企业返回美国本土,之后跨国公司利润更多留在国内,从而能够抵消企业税降低后的“成本”。

另外一种捆绑跨国企业的方式,就是将企业运营同“国家安全”或“主权”联系起来。

在中美贸易战中,特朗普政府甚至以经济主权和国安之名捆绑美国企业,对中国企业华为发布禁令,并将华为及其70个关联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实际上就是利用行政或政治手段,限制美国企业同中国企业的交易活动,为正在进行中的关税贸易战,乃至与中国的政治及战略博弈助力。美国企业在这个时候就扮演政府的延伸工具。

可以看出,美国跨国企业和政府之间终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美国大型企业通过游说,不断影响美国政府决策,助力自己的商业利益,同时也会为政府提供政治献金等各种政治支持,帮助政府实现既定利益,政府也会通过选举后所得权力,为跨国公司权益服务。尤其当近年美国最高法院取消政治捐献总额上限,只会让这种利益影响更为凸显。只要美国政客和企业之间的游说和金钱政治纽带不变,只要政府监管背后的大小政府之争端不断,美国政府和企业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这种共生关系就不会改变。

但企业和政府,毕竟一个是经济组织,一个是政治组织,虽然都追求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二者间的利益平衡始终偏向政府一方。

从奥巴马时期的“棱镜计划”事件就可以看出,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企业之间相互配合,维系对国内外个人和组织进行监控。美国情报机构为了获取新技术,也会为初创企业进行投资,并且以此和企业高管建立关系网络。这背后更多都是政府主导、政治因素驱动。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企业加大投资限制,或者利用行政令限制美国企业同中国的交易,也是政府权力的一种扩张。

自始至终,美国政府都在通过行政、立法等手段加大对企业的管控。美国企业也不得不更多地为政府和国家利益服务。尤其当政府近年愈发从“主权”和“国安”等政治视角看问题,美国企业对美国政府的配合与附庸,也愈发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