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邀请习近平访日再遇阻力　“新时代”中日关系并不安稳

12月24日，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中国成都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共同出席。

借此机会，日韩两国领导人都在12月23日访华，分别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晤。最受外界关注的是安倍晋三和习近平的会晤，中日关系从2018年以来迅速回暖，而明年春季习近平对日本国事访问的计划，对两国关系走近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安倍对此相当重视。在中日的官方报道中，都有安倍称“日方高度重视并期待习近平主席明年春天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的内容。然而，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的通稿，习近平对此并没有明确回应。

此前，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10月底确认，“原则上”商定习近平将于2020年春季访日。安倍已经多次对习近平发出访日邀请，但行程一直没有确定，中方对这次访日的口径仍然留有一定余地。这其中的阻力究竟在哪？

中日走近有诚意也有分歧

过去两年，中日两国关系的回暖是毋庸置疑的，双方也都表现出了实际搁置争端、加强政治互信的诚意。

12月23日，安倍再次向习近平表示，愿同中方“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日中关系”。这是今年6月，习近平在G20大阪峰会期间访日，与安倍一致达成的战略共识。

从2018年10月访华，两国确定“化竞争为协调、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到今年6月提出“新时代”中日关系的构建，再到今年10月安倍在日本众参两院强调“开创日中关系的新时代”，再到安倍的再次访华，中日的走近是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绝非一时的转变。

不过，这其中还是不免有中方不爱听到的话。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在45分钟的会晤之中，安倍就中国船只进入尖阁诸岛周边海域（即钓鱼岛）、香港局势、维吾尔问题敦促中方改善应对举措。对此习近平回应香港和新疆问题是中国内政。

显然，在中方的语境之中，“敦促中方改善香港、维吾尔问题的举措”并不利于两国关系的改善。这也和习近平与文在寅的会谈内容产生鲜明对比。在同样经历了破冰转暖的关系之后，文在寅在中日首脑会晤的同日对习近平表示“无论香港事务还是涉及新疆的问题，都是中国的内政”。

从日韩表态的对比之中，可以看到即便同在东北亚地区格局之中，同为美国的亚太盟友， 中日和中韩关系仍旧有很大区别，中日关系的特殊性更为凸显。

安倍必然面临的国内压力

根据共同社的解读，安倍和习近平提及香港、新疆问题，可能是为平衡日本国内关于邀请习近平国事访问的“不同意见”。

国事访问在日本也称国宾访问，是对外国领导人最高级别的访问规格。然而，对于习近平以最高规格访日，日本自民党保守势力出现了反对潮流。由自民党的保守派议员约40人在今年11月撰写了反对习近平作为国宾访日的决议，内容大致是要求中国在拘留北海道大学教授等日本人、船只驶入钓鱼岛海域等问题上改变处理方式。此后，相关议员又因为香港问题对习近平会见日本天皇提出担忧。

然而，日本政府在12月13日决定了有关明年春天习近平访日的答辩书，仍然以国宾招待的计划不变。

日本国内的反对声可能并非主流，但是毕竟代表了一部分日本保守派的观念，更是出自于自民党内部，即便要顾全中日关系大局，安倍也难以置之不理。

从某种程度上，这也解释了为何中方对于习近平访日的商定带着特殊的谨慎。中日之间特殊的历史纠葛，让两国从民间到政治上都具有矛盾的心理。保守派的动议也说明，中日之间的那道“门槛”，不止是领土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还有心理上惯性的提防。在中日关系回暖的大方向下，日本右翼仍然会把“中国威胁”放在嘴边，甚至以 “中国可能报复日本”的推测来看待中国的崛起。

中日“新时代”关系的关键

可以说，美日同盟以及中日的历史矛盾，自然让中日关系发展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阻力，也给了中日关系“天然”的上限。

但是这不代表两国关系不能有所突破。近期，安倍在被问及中日关系时曾表示，日中两国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定及其繁荣共同负有很大的责任，他和习近平主席共同认识到这一责任，并明确表示要承担起这个责任，这是亚洲局势和全球局势所要求我们做的。

这和今年12月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会晤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北村滋时，所发表的言论几乎完全吻合。当时王岐山表示，中日是近邻，都是亚洲大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面临着国内发展的繁重任务，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负有重要责任。

安倍于内要面对日本制造业萎缩、劳动力不足的难题，对外也要考虑中美贸易战以及全球政治格局变化对日本的冲击，这样的现实让日本必须看向最大的潜在市场以及最完备产业链，且具有资源优势的中国。

换言之，未来的新中日关系仍然具有两面性，但是互利合作的一面因为经济利益的相互需要而成为主要矛盾，冲突和竞争逐渐成为次要。推动这一进程或许才是“新时代”中日关系的最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