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有话说】哈佛学者：将中美关系置于正确轨道

中美关税对垒一年有余，所波及的不限于贸易，还牵涉金融、科技、军事、学术、文化和国际政治等诸多领域。值此时，中国决策层对美立场趋硬，社会民间出现犹豫心态，纵然如此，举国上下似乎仍抱持着“中美尽量避免冲突”的愿望。反观美国的情况，则复杂许多。近一两年来外界所听到的更多是来自政府及国会主张愈趋对抗的对华立场，似乎时下美国政界愈来愈不愿意“解决问题”，而是倾向于“解决中国”。
美国对华态度转硬或许是整体趋势，却并非铁板一块。
今年6月底，来自美国学界、政坛、军方、商界的100名人士联署“上书”白宫，随后将该信函在《华盛顿邮报》公开发表，在中美两国引发广泛讨论。众说纷纭之下，这些联署人士的目的也受到各种猜测。
为此，联署人之一、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台湾研究工作室主任戈迪温（Steven M. Goldstein）于《香港01》撰文，进一步阐述其立场及倡议。

译者：梁凯怡　吴迪

1967年，即将就任美国总统的尼克逊（Richard M. Nixon）曾警示，中国于国际体系中“愤怒而孤立”的情况异常危险。今日，有人认为，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制造出了比起以往更难应付的危机，乃至面临关乎存亡的根本性威胁。一如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最近警告的那样，“中国试图以自身的威权模式塑造世界，包括获取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外交和安全决定否决权”。

我和多名学界、政界和商界人士所联署的公开信反对这种论述。针对中国当下的全球角色，我们认为外界要用更细致的观点看待中国对国际体系的立场，并采取较巧妙的应对方式。

要界定中国在国际体系的地位，向来都是挑战。自中国于19世纪被粗暴地卷入全球帝国主义体系，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不过，随后中国的不同形象，使融合进一步变得更复杂。中国先后被视为帝国掠食的受害者、因为革命和外国入侵而撕裂的国家、原应成为美国所构筑的战后国际秩序中的一员，谁知却以苏联阵营的一员参与冷战；而后又从反叛而充满革命性的第三世界大国，最终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积极参与者，乃至而今迅猛冒起的势力。

对中国最终的形态，外界在这各个转折点都抱有极之不同的期望。商人视中国为庞大的潜在市场（“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只买一枚大头针”）；宣教士视之为有大量灵魂等待救赎的地方；不同派别的国际革命者视之为改变的力量；心存希望的资本主义家则视之为他们全球架构的新成员（里根所述中国“所谓的共产主义”）。

里根所看到的是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的改革。当时，中国开始对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展开翻天覆地的重组，同时有限度参与1950年代起建设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国经济渐趋市场化，加上二十世纪末北京热衷参与世界经济和多方面的全球管理体系，让很多观察者都抱有希望，认为中国会成为战后国际体系的“持份者”。有人甚至预测，这些改变将营造过渡至民主的条件。中国再一次经历形态的转变，令外界寄予厚望，冀新中国会以西方所期望的方式参与国际体系。

但今日中美愈来愈紧张的关系，反映过去约十年来发生的事情，已磨蚀这种乐观态度，并成为中国对外形象另一次大改变的根基。中国愈发被视为一个威胁，而这也令华府的政策从接触变为对抗。我之所以支持联署公开信，正是因为意识到这种转变和其潜在后果。

美国对中国的演化渐失信心，毫疑与中国过去十年政策发展相关。在此期间，中国重新确立国家的角色，以及国家在经济中的优先考量。这包括牺牲私人企业来支持国有行业，制定具野心的国家主导政策（中国制造2025），旨在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减少中国工业对国际贸易的依赖。曾有投诉指摘中国歧视外资、未能遵守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应承担的义务、未有尊重知识产权规定等，这些都引起外界疑惑，质疑早前对中国改革方向的假设。

国家愈发插手管理经济的情况，亦发生在社会管理层面。此前，中国虽然未有随经济改革推进有意义的政治改革，但也曾一度放宽国家对社会的渗透或管理。这种情况同样于过去十年出现转变。振兴共产党、规管学术机构、加强个人监控和打压宗教及少数族裔（尤其是新疆）等行为，均进一步证实外界对中国的看法，认为在习近平的治下，中国在走回头路。

最后，中国似乎正在国际事务上摒弃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原则。引人注目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台海关系的转差，以及中国在南海的力量投射，都被认为是中国决心驱逐美国在亚洲主导地位的讯号——部份观察者甚至认为不止于亚洲。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对非洲和南美洲的诸多投资及项目令中国的影响力涵盖各种各样的国家。同一时间，学生和科学家出国进修交流亦频频被指进行间谍或宣传等违规活动。

当然，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而言，必要的问题是在于了解这些事态发展背后中国的大战略，并制定应对政策。

在美国，影响相关决定的主要因素看来主要是基于对历史的参照。一方面，美国对华政策的新方向，与历史上中美紧张的过往及美苏冷战有诸多共鸣，时下的决策者和学者们都对那些历史记忆犹新。对另一些人而言，当下的局势则当参照更久远的历史前例。有人将中国的发展及史上新兴国家与既有霸权之间的冲突相对比，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时代的德国之于英国，又或是古雅典之于斯巴达。

从这个角度来看，甚至在奥巴马政府结束前，美国已有人提出要重新评估对华政策。现如今，美国自20世纪末以“接触”为宗旨，并在很大程度上促就了中国崛起的对华政策，正遭到人们的质疑。很多人认为，接触政策并未达到让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原定目标，而是向中国提供了挑战国际体系的必要援助。中国正愈发被视为威胁，而非过往那个较为和善的形象，这亦让美国愈发认为有必要寻求更倾向于对抗的新政策。

文章开头引述国务院官员的那句话，反映到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的第三年，有明确迹象显示，“中国是对手”的认知正塑造美国的政策。无论是经济、安全或文化交流，美国于各个领域的政策都不再似以往那样认定现行国际体系可以平和地容纳中国崛起。中国的崛起被视为对该体系的威胁，更准确地说是对美国利益的威胁。简单而言，美国政策的取向已从将中国视为潜在“持份者”，转移至将中国视为敌人。

我不能代表其他联署者，但我之所以联名签署，是因为我认为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取态仍在演化，而美国国内对中国形象的明显转变，以及特朗普政府追求的政策，是反应过激的行为，因此支持联署。更重要的是，将中国视为恶，并以此为基础推动政策，那些政策其实或会反过来促成这种结果。今日的美国政策看来正在宣扬这种自证预言，形容中国危害美国国家利益和全球安全。正如联署信提到，如果我们视中国为敌人，中国便会成为敌人。

有人批评我们这些联署者和当年英国前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在慕尼黑时一样，是在绥靖。然而绥靖是不顾对国家利益造成的影响，同意他人作出不能接受的行为。有大量证据显示，中国的行为与美国利益或现有国际常态并不相符，例如不平等贸易、专制的国内管治、不正当的领域主张、情报行动等。这些并非小事，亦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不相符。部份议题或可商议，其他或许没有谈的余地。这些行为不应（如绥靖般）被接受，而应坚决抵制。

不过，也一如众多研究显示，自毛泽东逝世，中国愿意遵循国际体系的部分常规和制度，并愿意就各类分歧在这些框架之内或之外协商。以往，中国对世界体系的积极参与被认为是理想的和可行的，当时各方也致力寻求共识性安排。此外，中美关系于多方面有所发展，部份取得进展，其他方面则进展有限或暂无成就。

而现在美国视中国为潜在敌人，愈来愈强烈的敌意影响到中美关系所有层面。如果认定中国是对手，那么中国在所有范畴的活动都会被怀疑带有恶意，从学术交流到娱乐媒体，乃至有轨电车制造。今日，人们已可察觉到“黄祸”恐惧再临美国的趋势。

这种态度不但令本已困阻的议题更难解决，更将相对可控的差异也复杂化。绥靖主义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但是放弃谈判、鼓励冲突，却更无法促进或保护这些利益。

特朗普政府独断强硬的对华政策亦不符合利益。毫无疑问，美国政策一直是，也很可能一直会塑造中国参与全球体系的基调和条款。面对此过程中构成的挑战，美国和盟友必须协调得出可行的解决方法。正如联署信提到，用单边主义方式着手挑战，不但难以解决这些显著的问题，同时也会令美国陷入孤立的危机。对中国有效的回应，必须是协作的回应。

正如我在文章开头提到，过去150年，美国对中国有过各种认知，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也有过不同的形式。现在，我们处于不确定的时期，美国过往对中国将融入国际体系的设想，正逐渐被愈来愈多的不信任所取代，随之而来的对抗政策，也正散播到中美关系所有层面。正如联署信所指，这种方式导致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乃至最终兑现自证预言，将中国变成敌人。

我支持联署是因为我相信中国在全球体系的最终角色仍未有定案。正如联署信提到，美国需要以坚决和有效的方式，应对中国一些无疑不可被接受的挑战。但亦有其他挑战是已被，也能被化解的，甚至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决更困难的问题。不过，当美国以敌我冲突的方式应对所有与中国的分歧，且不向盟友寻求协调与支持，中美化解难题的情况也就愈发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