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货币危机对中国和香港的警示
土耳其里拉危机是近来国际市场热议的话题,虽然随著土耳其央行出手、卡塔尔向该国投资150亿美元,以及里拉汇率反弹,土耳其局势正在进一步改观,但是国际金融协会评估认为,土耳其困境不会很快结束,国际收支困境还将持续。
受土耳其里拉巨幅波动传导影响,阿根廷比索、南非兰特、印度卢比的后续波动似乎表明,新兴经济体货币正在经历高风险阵痛期,甚至有声音提出,新兴经济体的此轮货币危机可能演变为新一轮金融危机。
土耳其官方将危机归结为美国的经济战争,这一点并非没有道理:特朗普宣布将世界第八大钢铁生产国土耳其的钢铝关税翻倍,直接刺激了里拉的暴跌。
值得注意的是,强势美元带给全球的压力是全面性的。为什么美国轻松动用制裁和美元霸权,就搅乱了土耳其经济?土耳其的教训能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同样作为新兴经济体的货币,人民币如何不重蹈其他国家货币覆辙?阿根廷、南非、印度应对货币波动的策略对中国来说有何借鉴意义?对香港而言呢?
一、强大的外汇储备是抵抗汇率波动的必需品
土耳其外汇储备自2013年以来持续萎缩,至2017年末,其外汇储备为8.41亿美元。截至2018年3月,土耳其外债总额是外汇储备的5.4倍之多。2017年,阿根廷外债规模约2,330亿美元,占GDP比值约为40%,远高于20%的国际警戒线。相对应的是,阿根廷外汇储备只有600亿美元左右,外储远低于外债,债权人自然不会对阿根廷的偿债能力有信心,极易挤兑阿根廷货币。
强势美元导致汇率波动是必然的,但并非所有货币都像土耳其里拉、阿根廷比索一样出现大幅波动。以香港为例,美元兑港元多次触及7.8弱方兑换保证后,香港金管局在8月15日三次出手,共买入117.67亿港元(1港元约合0.13美元)。这是近三个月来,香港金管局再度出手入市捍卫联系汇率制度。
香港外汇基金有超过4万亿港元资产,其中超过八成为外汇储备,为香港金融稳定提供强大后盾。另外,港元货币基础超过1.6万亿,而银行在2017年底持有高流动性资产超过4万亿港元,为资金流出提供极大缓冲。过去这几年,巴西、俄罗斯等国均曾遭受严重的债务问题,由于他们外汇储备较为充足,能够对债务进行缓冲,因此并未酿成重大危机。
人民币外汇储备常年保持在3万亿美元左右的规模,据中国人民银行资料,中国6月外汇储备31,121.3亿美元。在中国,巨额外汇储备一直是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特别是在美元不断贬值时期。外汇无用论一直被炒得沸沸扬扬。但是目前土耳其和阿根廷的教训再次表明,强大的外汇储备对于稳定货币汇率非常重要。
二、金融政策稳健非常重要
土耳其金融政策的独立性、稳定性问题早在2015年就引起全球广泛关注。2015年土耳其政府在新法案中称:“央行直接自行决定将要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以维持物价稳定,这仍然至关重要。”而在2014年的法案中,关于这方面的表述为:“央行将以独立的方式,继续决定其将使用的货币政策以及货币政策工具,以维持物价稳定。”
当时外界都认为,土耳其政府将加大对央行政策的干预,防止高利率影响经济发展,而该国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更是一直宣称::任何为高利率辩护的人都在犯‘叛国罪’!”尽管当时土耳其政府反复解释,不断强调“央行的主要职责是保持价格稳定,它将继续独立决定使用何种货币政策工具”,但国际市场并不买帐,土耳其里拉一直都在持续贬值。
原定2019年11月举行的大选,被埃尔多安提前至今年6月24日上演。他5月14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大选后,土耳其将由议会制变为总统制,土耳其央行必须听命于总统,“中央银行当然是独立的,但是这种独立性,不能将总统的命令抛在一边。”这一消息,直接动摇了国际市场对土耳其央行独立性的信心。
6月大选后埃尔多安连任,国际社会对土耳其的未来充满担忧,土耳其里拉暴跌就是其直观反应。
现在土耳其央行应对里拉暴跌的举措,核心是限制本土机构外汇掉期交易规模、向市场输送短期流动性,这没有解决市场的核心诉求──通过提高基准利率解决通胀、解决消费驱动型进口问题。土耳其里拉已经连续数年贬值,土耳其央行一直对于大幅度加息无动于衷。出身寒门的埃尔多安一贯反对加息,他经常自称是“利率的敌人”,他希望通过维持低利率来降低借贷成本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建设。这样的抉择机制导致土耳其的政策处于畸形状态,偏离了稳定理性的轨道。
阿根廷金融政策过于激进,也是引发货币危机的重要原因。
阿根廷历史上的外汇政策调整经常过于激进:20世纪90年代采取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几乎对金融市场不加监管;而金融危机后又实行严格金融管制。现任总统马克里(Mauricio Macri)2015年上台后,逐渐取消前左翼政府对外汇的管制,此举虽然对吸引外资、激发经济活力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但由于缺乏管制,资本外流加剧了汇率贬值。政府金融政策调整过于激进加剧资本无序流动。
长期以来,中国奉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1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提出要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从土耳其和阿根廷的危机看,“稳”字当头,并不是中国在贸易战危机下变得谨小慎微保守了,稳是正确的经济治理方式,也是赢得国际社会信心的关键。
三、打铁还需自身硬
金融政策只是应对汇率波动的操作层面的手段。一国金融稳定的根本,仍然是本国经济。优化的经济结构和高品质的发展是抵御任何风险的根本。
阿根廷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农产品出口。由于去年天气干旱,阿根廷大豆今年减产严重;5月初,当地又遭遇大规模暴雨,晚播大豆继续减产,这导致阿根廷美元收入骤降。经济结构单一导致出口创汇能力不稳定。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近9年中,虽然土耳其GDP平均增速维持在7%左右,甚至有几个季度GDP增速突破10%,但其经济增长主要受积极财政政策和积极货币政策推动,经济维持高增速的同时,也造成了通货膨胀严重、贸易赤字严重、债务高企等问题。经济一直存在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结构性问题。
支出很高,储蓄太低。大部分投资都投向了房地产和建筑等无法产生太多经济附加值的领域,同时技术能力和科技水平仍很低。短期来看,需要恢复汇率稳定,通胀需要得到控制,这都需要当局对货币政策进行适当调整。从长远来看,土耳其必须加大在技术、创新、生产力等方面的投资。
中共十九大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品质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发展的战略目标。
放在土耳其和阿根廷的汇率波动背景下看,中国孜孜以求,谋求经济结构调整和高品质发展,绝对是正确的选择。放低增长速度或会带来一定阵痛,但是一味高速度的低品质增长,会在某个特定时间显现出极大的危险性。那些对美元过于依赖,不放弃低品质增长的国家已经有足够的教训。
(多维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