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变天】强人马哈蒂尔归来　还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吗

2018年5月9日，被马来西亚华人称为“老马”的马哈蒂尔（Mahathir bin Mohamad）以92岁高龄，率领希望联盟实现马来西亚的首次政权轮替。相较于选前公开批评中资项目的做法，马哈蒂尔上任首相第一天就表明支持“一带一路”的立场，打消中方对马国新政府对华外交政策的不少疑虑。中国官媒现已恢复称呼马哈蒂尔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中马两国关系持续和谐发展营造友好氛围。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白天5月24日上午首次与马哈蒂尔会面，并赠送写着“老马识途”的扇子给他，马哈蒂尔亦表示自己已多年未访问中国，期待再次访中。尽管马哈蒂尔对华立场是友善的，但他同时与当年他所推行的“向东学习政策”（Look East Policy）的日本保持密切关系。

马哈蒂尔同日于Facebook贴文，感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他的祝贺，表示6月将前往东京参加“第24届亚洲未来国际论坛”，并担任主讲嘉宾。尽管属非官方访问，但毕竟也是马哈蒂尔二度就任以来，首次出访的国家，而他首次拜相时，第一次出访的非东盟国家也是日本。

从“向东学习”到“向中取经”

回顾中马关系的历史，马国与中国的建交始于1974年，由时任首相敦拉萨（Tun Abdul Razak）促成，而敦拉萨亦是第六任首相纳吉布（Najib Abdul Razak）的父亲。而在此之前，马国国父、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是亲西方阵营的，并同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站在反共的立场。因此当时马国也和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有密切关系。

尽管中马建交后，两国关系已不再紧张，马国作为首个与中国建交的东盟国家，也给其它东盟国家起了示范作用，但实则上双边关系在头十年是没太大进展的，因中间还卡着海外华人国籍认定问题、马来亚共产党问题，以及当时冷战背景下的意识形态忧虑，多受过西方教育的马来精英阶层对中国还是有一定疑虑的，至今这种疑虑使马国对中政策仍有一定影响。

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饶兆斌副所长认为，希盟政府的精英们对中国政治了解不多，但具有反华思想的也非常地少，相比之下反而对日本比较有好感。他又强调，马来精英阶层的观感并非一成不变，当他们了解到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力后，或许会有改观。

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马哈蒂尔自1981年7月上任后，除延续扶持马来族群经济地位的“新经济政策”之外，为改变马来人懒散的习性，多向当时带动亚洲经济发展的日本、韩国等国家学习，因此在同年12月推出学习日韩的“向东学习政策”，故马哈蒂尔当时没有即刻与中国加强关系，而是在亲日的外交政策下，派出包括自己儿子在内的多名学生到日本学习。

与此同时，日本也派遣教师到马来西亚。日本当时是马国的最大投资国与贷款国，多家日企在当地设厂，马国的国产车也获得日本三菱公司的部分技术转移，当地著名地标建筑双峰塔也分别由日本与韩国建成。

上世纪80年代访问马国的日本首相包括竹下登、宫泽喜一、海部俊树、村山富市及桥本龙太郎，而安倍晋三2015年11月20日也曾到访马来西亚。时任首相纳吉布还推出“向东学习2.0”，但其推动力度始终不如马哈蒂尔而无疾而终。

回顾当时马哈蒂尔首次拜相初期，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关系进展是有限的，后者甚至到1984年在意识形态上仍视中国为东南亚的威胁，认定北京终将实施霸权政策。直到1985年，马哈蒂尔才首次访中，之后随着马共在1989年投降，中马两国关系才迎来“春天”，包括马哈蒂尔政府在1990年正式取消对马国人民访中的限制；1997年中马两国签订《教育交流与合作谅解备忘录》，开始互换留学生。

重要的是，外交政策持“中立、不结盟”、支持第三世界、反西方的马哈蒂尔在这方面的世界观是与中国契合的。饶兆斌教授认为他有一种亚洲人的情怀，因此马哈蒂尔就任新首相未必会对中国不友好。对于擅长搞“对冲外交”的马国而言，必须在各方强权下，让自身的国家利益最大化，让国家主权及安全获得保障。因此当苏联解体后，进入由美国主导的单极化世界，立场反美的马哈蒂尔便积极靠拢中国，以对冲美国对东南亚的影响力。

马哈蒂尔当时认为，如果没有前苏联与美国抗衡的话，美国将肆无忌惮地侵蚀发展中国家利益。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展开对周边国家的“睦邻政策”。因此，马哈蒂尔执政第二个十年才与中国关系好转，是有其时代背景的因素。

此外，具有反殖民精神的马哈蒂尔，在任期间除对与穆斯林世界有敌对关系的美国持批判立场外，也与前殖民宗主国英国关系不睦，甚至提出“最后购买英国货”（Buy British Last）的口号。而对于西方国家所倡导的民主、人权价值，信奉威权的马哈蒂尔跟李光耀则倡导“亚洲价值观”。因此，当1998年马哈蒂尔革除副手安瓦尔所引发的政治风波，面对西方对马哈蒂尔人权迫害的指责，中国的“和平共处五原则”此时增进了马哈蒂尔与中国的关系。

除意识形态与西方世界有隔阂外，马哈蒂尔1991年在第六个“大马计划”会议上提出“2020宏愿”，誓言让马国在2020年成为先进国。为达成此目标，就必须提升马国国民人均收入与经济发展，因此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庞大中国市场商对马哈蒂尔政府而言就是助力。

冷战结束后，中马两国领袖开始频繁互访：中国总理李鹏1990年访马；1991年马国最高元首苏丹阿兹兰沙（Sultan Azlan Shah）访中；接着1992年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访马，且是第一位访马的中共国家主席；而江泽民和朱镕基分别在1994 年和1999 年访马；马哈蒂尔本身共访中七次。

2003年是马哈蒂尔主政的最后一年，他在吉隆坡举办的第七届世界华商大会上表示：“虽然他们（海外华人）大多抗拒同化，但他们却全力认同所居住的国家。他们的存在从未被中国利用为侵略和殖民的借口，这有别于其他一些国家的所作所为。这些华人反而适应所在地的环境，为促进这些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可见当时马哈蒂尔已务实地认为中资可协助马国经济发展，而马国华人也能发挥文化纽带优势。同时，马哈蒂尔也是第一个出来反驳“中国威胁论”的东盟国家领导人。

值得留意的是，尽管当时中马关系已处于“蜜月期”，马哈蒂尔也公开支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与反对台独，但马哈蒂尔的外交政策仍有一定的自主性。他曾秘访台湾进行“过境外交”，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也派副首相安瓦尔访台寻求经济援助，主因当时台湾仍是马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国。可见对马哈蒂尔而言，国家利益是他首要考量的。

因此这可以解释，为何马哈蒂尔曾批评前首相纳吉布将国家主权卖给中国。这是因为在马哈蒂尔个人认知标准里，纳吉布的经济外交政策已不符合“国家利益”，马哈蒂尔相信其自身的经济外交路线是相对独立，并服务于国家利益的。

中国崛起后的中马关系

欲了解中马关系的发展，除了对领导人性格做分析（如马哈蒂尔的强人性格）、国家发展战略（东向政策）外，也不能忽略国际局势的发展。

回顾马哈蒂尔首次执政时的国际环境（1981年－2003年），当时中国刚结束十年文革，进行经济改革开放，而“中国威胁论”仍未兴起。那个年代，两岸间的经济实力不如今日般悬殊，对于需要外资发展经济的马哈蒂尔政府而言，自然不畏惧中国大陆而愿访问台湾。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在200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同年开启将产业“走出去”的政策，“中国崛起”的声音也随之而来。在2003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郑必坚提出“中国和平崛起”。而2003年也是马哈蒂尔的“首次卸任”，因此马哈蒂尔的第一个接班人、第五任首相巴达维，面对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中国。

虽然巴达维政府只有短短的六年（2003-2009），不过中马关系在政经文教上的发展相当迅速，包括马方邀请厦门大学在马国设分校、马来亚大学设中国研究所、厦门大学设马来西亚研究所，以及中马两国在彭亨州关丹与广西省钦州互设产业园区等。

巴达维政府大体上继承了马哈蒂尔对中国的经济实用主义路线，而再由马哈蒂尔钦点的继承人纳吉布亦是如此。因此各界可看见纳吉布政府时期，中资在马国出现了不少大型计划，如马六甲的皇京港，也有引发争议的碧桂园森林城市、东海岸铁路计划等。

具体而言，相比马哈蒂尔时代的“亲亚（日、韩、中）反美”，后马哈蒂尔时代（巴达维与纳吉）的外交政策是相当着重在对冲、避险的战略，即在经济上对中国采取实用主义路线，而在国防安全上，虽不与西方国家军事结盟，但持续保持联系，如与美国的军事关系，具体措施包括巴达维政府在2005年决定重启与美国的后勤与保障协定，2011年纳吉布政府决定提升马国参与美国主导的“金色眼镜蛇军事演习”。这突显马国与美方保持密切联系，是为戒备区域强权崛起的后备方案。

马哈蒂尔时代曾促成“东盟10+3”，以透过多边的形势面对当时刚崛起的中国。而在后马哈蒂尔时代，面对日益紧张的南海局势，以及在2009年宣布“重返亚洲”的美国，尽管当时东盟国家如越南、菲律宾频频语出军事手段解决，但同为南海主权声索国的马国始终以外交手段而非军事手段解决争议。

因此，欲了解未来的中马关系，就必须回顾马哈蒂尔担任第四任首相时期的国际环境。当时马国需要中国填补苏联解体后的区域权力真空，以平衡美国的影响力；而后马哈蒂尔时期（巴达维与纳吉），则需要“经济靠中国，国防亲西方”，以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这也是中小型国家在不选择“扈从”策略下，所选择的对冲之道。

如今在纳吉布政府末期与当前马哈蒂尔重新担任首相所处的国际大环境，马国面对的是“离开亚洲”的美国及未见雏形的“印太战略”，对作为中小国家的马国而言，尽管可能会与北京保持热络的经济关系，但在部分牵涉国家主权的议题上则会与中国保持距离。

另一方面，马哈蒂尔2002年访日时称马国经济能快速发展，归功于“向东学习政策”。从他首访的非东盟国家为日本，6月2日宣布恢复“向东学习”的政策，可看出他欲寻求区域的次强国提高自身影响力。既然马哈蒂尔已表态支持“一带一路”，为何会在政权轮替后表达检讨东铁计划与反对马新高铁的立场呢？毕竟“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马哈蒂尔领导的希盟竞选主轴在于反前朝的贪腐问题。

《香港01》早前亦采访多名马国学者与政治人物，他们均指出新政府并非“反中”，而是针对纳吉布所牵涉的贪污问题，如马哈蒂尔质疑东海岸铁路计划暴涨的费用，是用来偿还纳吉布牵涉的1MDB欠债。

新马来西亚走自己的路

马哈蒂尔就任新首相后至今未委任外交部长，倘若想了解他的外交思维以及未来中马关系的发展，可从希盟的竞选宣言得出端倪。

人口三千多万的马来西亚为使国家利益最大化，向来藉参与国际组织、多边组织来作为“预防性外交”，当年马国是首批东盟成员国即是重要一例。

回顾希盟竞选宣言，其中提到“首先，我们将推举我们的领袖，再一次出任伊斯兰合作组织的秘书长。对上一次，我国出任这个职位的领袖是已故国父东姑阿都拉曼。”这意味着马哈蒂尔欲重回当年他代表伊斯兰世界的声音，与西方世界平起平坐。

另一方面，希盟表示将积极发挥在东盟的角色，通过扎实的外交政策和务实的外交团队，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提高国际社会对马来西亚的尊重，同时强调将使马国恢复成为一个不结盟国家。

中国华侨大学马来西亚研究中心主任钟大荣接受《香港01》采访时表示，北京当务之急要和马来西亚新政府的高层接触，并建立关系。他指出，过去中方对接触马国在野党有所顾忌，故接触不多。如今马国变天后，中方只能改变过去只接触单边的做法了。

马国变天至今已逾一个月，从马国新政府称要检讨东铁计划与取消马新高铁计划，马来亚大学饶兆斌教授认为新政府已充分向中国透露了一个讯息，即新政府不会像过去纳吉政府般“好搞”，虽然与中国的关系不会恶化，但会希望中国尊重马国主权。

因此可预见，马哈蒂尔政府接下来会以公开、透明的标准对待外资；对外则在中美强权间，积极参与伊斯兰与东盟事务，藉多边组织的参与，抗衡中美等大国的影响力，以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及将国家利益最大化。另外，由于美国对马贸易赤字多达248亿美元，后者很可能会受到美国保护主义影响。因此，“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马哈蒂尔并不见得会“反中”而“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