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马宣布退出一带一路：当中国崛起遇上新门罗主义？

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译川普）就职后的两大关键字，除了关税，就是拉美。

早在胜选到上任这段期间，特朗普就不断猛攻“巴拿马运河”议题，宣称巴拿马政府“已将运河控制权交给中国”，自己将代表美国收回。而这背后，显然是对“中国威胁”在美国后院扩张的担忧，以及对拉美各国不再“唯美是从”的愤怒。

正式就职后，特朗普也立即展开行动。2月2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Marco Rubio）访问巴拿马，并在与总统穆利诺（Jose Raul Mulino）会晤时重申特朗普对巴拿马运河的立场，指中国对运河的影响已经构成威胁，且已违反巴拿马运河的中立条约，要求巴拿马立即作出改变，否则将“采取行动”捍卫权利。

从结果来看，穆利诺虽强调巴拿马运河的主权不容置啄，却也证实正对相关港口经营权进行检讨，并暗示可能根据审计结果做出新决定，甚至传出可能取消香港公司和记经营附近港口合同的消息；穆利诺更提到，将不再续签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回顾过去，巴拿马前总统巴雷拉（Juan Carlos Varela）2017年6月宣布与台湾断交、与北京建交后，在同年11月访问北京签署加入“一带一路”，是首个签署“一带一路”倡议的拉美国家。如今穆利诺宣布不再续约，巴拿马又成为首个退出该倡议的拉美国家。

显然，鲁比奥此行有所收获，其后还接连续访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多明尼加四个拉美国家，目标除了商讨移民问题，恐怕也是要为“特朗普2.0”的美国-拉美互动进行铺排，既要扩大美国的影响力，也要进一步阻止“中国渗透”。

“特朗普2.0”的中美博弈，正在拉美拉开序幕。

中国崛起在拉美

而作为这场博弈的一员，中国近年在拉美的角色确实持续上升。

中拉关系经过1960年中国与古巴建交的突破点后，在1970年代迎来第一个建交潮，并在1980年代实现了高层互访、迎来第二波建交潮高潮，进入21世纪后，中拉关系更是有了飞跃性进展。截至目前，中国已与委内瑞拉建立了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与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秘鲁、厄瓜多尔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玻利维亚、牙买加、哥斯达黎加、乌拉圭、哥伦比亚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与苏里南、千里达和多巴哥分别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而这背后当然立基于双边贸易的成长。2012年开始，中国就稳居拉美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投资来源地，同时还是巴西、秘鲁、智利等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根据《2023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际贸易展望》数据，2000 年至2022年间，中拉货物贸易总额增长35倍，同期该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贸易总额仅增长4倍。此外，截至2023年，中国已与22个拉美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并与其中6个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

与这个现象同步发生的，还有拉美各国的战略自主，不再如过往般受美国控制。这种现象无疑引发华盛顿的不安，而华盛顿的最直接反应，就是持续强化“中国威胁论”，来催化拉美国家对北京的不信任，甚至直接威逼。

在特朗普政府2017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出现“中国试图通过国家主导的投资和贷款控制拉美地区”的字句，并对中国支援“委内瑞拉独裁政权”表示担忧；2020年8月，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西半球战略框架概述》，将西半球视为与中国全球性战略博弈的关键一环，希望拉美国家加入美国的对华博弈，协助美国将中国影响力彻底挤出西半球；拜登（Joe Biden）上任后，也延续了渲染“中国在西半球扩张危险”、“中国要接管拉美”的攻防基调。

当然这背后还涉及中美博弈下的能源之争。拉美国家作为锂、铜、锡、镍等关键矿产资源的盛产国，在全球经济、地缘政治的战略意义本就不断上升。因此，美国通过拉拢拉美矿产国加入“对华脱钩与供应遏制”的合作阵营、干预中拉关键矿产企业合作等途径，其实也有限制中国拓展绿色伙伴关系及获取关键资源的用意。

整体来说，伴随近年中国在拉美的角色上升，美国的出手反制也愈发激烈，不仅指责中拉交流的政治目的在于培训威权政体、宣传意识形态和采集情报，更将中国与古巴、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等拉美左翼政府的互动渲染为中国支持“独裁”国家，正如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Jorge Heine）所说，“当美国当局访问拉丁美洲时，他们经常谈论中国以及为什么拉美国家不应该与中国打交道。”

“一带一路”更成了重点狙击对象。例如秘鲁的钱凯港（Port of Chancay）专案，作为“一带一路”在拉美的标志性存在，钱凯港屡屡受到美国政客与媒体攻讦，渲染“中国正在控制秘鲁的关键基础设施”，甚至炒作钱凯港专案具有“军事威胁性”，企图挑动其他拉美国家群起抵制。

中国与阿根廷合作的埃斯帕西奥雷哈诺深空互联网站（Espacio Lejano Station）也是一例。2024年3月，美国指控中国“在阿根廷建立深空站，为解放军提供全球跟踪和监视太空的能力”，美国驻阿根廷大使马克·斯坦利（Marc Stanley）更渲染，“阿根廷允许中国武装部队在当地秘密行动。”但事实上，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多国科技机构，都曾以这个深空站进行科学研究。

从这个脉络来看，特朗普突然大炒巴拿马运河议题，其实也不算天外飞来一笔，而是中国崛起后，美国“新门罗主义”的一环。

新门罗主义逼迫拉美选边

19世纪时，“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就是美国制定拉美政策的基石，也是在拉美进行领土扩张、干涉和控制、排斥域外大国的工具。到了近年，为扭转小布什（George W. Bush）发起反恐战争、奥巴马（Barack Obama）提出“重返亚太”而与拉美相对疏远的趋势，同时阻止中俄等国“乘虚而入”，首届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明显展现“新门罗主义”的倾向，之后的拜登政府也继承了同样的政策趋势，要进一步巩固美国在拉美的主导地位。

例如，为与中国主打的发展规划和合作倡议进行竞争，拜登政府也在拉美如法炮制，推出包括改善基建的“重建美好世界计划”（Build Back Better World）、促进经贸合作的“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APEP）、主打意识形态的“民主发展同盟”（ADD）等。而在这种回防拉拢下，部分拉美国家确实希望对美国进一步靠拢，例如阿根廷极右翼总统米莱（Javier Milei）上任后，便中止了加入金砖国家机制的进程，转而申请成为北约合作伙伴，当时这一事件就被广泛解读为“美国撬中国墙角”。

另一方面，美国也继续在“新门罗主义”的趋势下，干涉拉美国家的对华互动。例如，在2021年的厄瓜多尔总统大选中，美国就为执政的莫雷诺（Lenín Moreno）政府提供28亿美元的贷款，以便为亲美候选人拉索（Guillermo Lasso）营造利好环境，而这笔贷款的政治附加条件就是与中国电信企业（尤其是华为）进行剥离。

这也凸显科技战在“新门罗主义”的特殊角色。如今中美博弈日渐剧烈，技术与供应链俨然是地缘以外的新战场，为阻挠中拉在新技术领域的合作，美国在政治宣传上多次炒作“中国科技威胁论”，在经济上又通过制裁、威胁、援助等手段，大力打压在拉美的中国科技企业。例如2020年11月30日，美国财政部就以“向委内瑞拉马杜罗（Nicolás Maduro）政府销售商品和服务”为由，对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进行制裁；2023年8月，哥斯达黎加总统查韦斯（Rodrigo Chaves）就在美国压力下签署法令，规定禁止来自未加入《互联网犯罪公约》国家的公司参与该国5G建设，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而这种现象暴露“新门罗主义”对撞中美崛起的直接结果：拉美国家不容易抵抗美国诱压，也不愿彻底失去中国，结果在中美之间陷入两难，最后在退无可退时被迫选边。2023年的哥斯达黎加如此，2025年的巴拿马亦然。

当然，拉美各国的内部因素也发挥了一定作用。21世纪以来，受到经济波动剧烈、社会分裂加剧、政党意识形态分歧扩大等因素影响，拉美国家的选举波动性持续汹涌，出现激烈的左右轮替执政现象。在这种背景下，面对中美博弈与双边多边合作事宜，拉美国家政党往往主张各异，甚至为了权斗而壁垒分明，这无疑让“新门罗主义”有了介入空间。

对拉美国家来说，美国是具有相似政治文化传统与深远历史影响的北方强邻，中国则是近年不断增加经济存在与政治影响力的新合作对象。两国博弈在拉美的上演，形成了新形态的三角关系，而中美互动无疑是牵动这组关系的核心：如果两强博弈和缓，拉美国家就有机会采用积极不结盟策略，把握发展机遇；但如果两强博弈升温，部分拉美国家恐怕就不得不被迫选边。

进入“特朗普2.0”，巴拿马成了美国政府的第一枪，却恐怕不是最后一枪。